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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除了窮以外，沒有提他同新歡結合的阻礙。如果說因為迷戀這隻花瓶而不能向埃斯特爾推心置腹，對埃斯特爾的責任感使他也不能向另外那個女人談心事。

四面楚歌，沒有人幫他驅除失望和疑慮，只好悶在肚子裡，度日如年，有時唱些病態的歌曲，思忖著怎樣死法好，會不會死無葬身之地？他對一個朋友說：“人們最多把你放進一口松木箱子，過不了幾天，你就被蛆蟲果腹。也許有人會為你哭上一天兩天，過後就忘記乾淨。”不久，他寫起康普生家幾個孩子的故事來了。把其中一則題為《夕陽下去啦》，取自W。C。漢迪的《聖路易勃魯斯》（1）　的歌詞。另一則題為《公道》。

二者都以童年回憶為依據，都寫沒有人或錢撫養、生活於黑暗不祥之中的兒童。

《公道》的結局寫他們穿越“奇怪、朦朧而兇險的暮靄”。隨著想象力的遊戲，他清楚地看見童年結束，將懂事未懂事的時刻；這是他特別敏感的一個時期，如有些評論家所指出的，也是康普主故事的深刻共鳴和寫作所證實的。《蚊群》中的費爾柴爾德說：“藝術提醒我們自己的青春，那個時期，生活不需要時時抬頭，讓你看它多美麗。”“它說走就走了”，福克納後來在觀察女兒成長時說。“完了她就要做女人了”。康普生家孩子在每個關鍵時刻看到自己不明白、感覺到自己表達不出的事情。在《公道》中，暮靄徐降，他們的天地隱去時，他們心頭只有失落、困惑和優傷。

早春，福克納著手寫第三則有關康普生家的故事，題為《暮色》，企圖拓展《夕陽下去啦》和《公道》中寫到的康普生家。第三則故事完成時，變成了《喧譁與騷動》，是他的第一部偉大著作。福克納自己說，人家採訪時他會口沒遮攔，有些事還喜歡說自己的壞話。但是談到《喧譁與騷勸》時，卻是30 年來從不改口。情緒的好壞和提供情況的多少難免不一樣，但是無不證實這部（第四部）小說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牢固、在他經歷中的地位之特殊。說話中涉及的一些事無不暗示他寫作《喧譁與騷動》時，私生活和事業出現危機。

事業上的危機不言而喻：有作者對《墳墓裡的旗幟》的期望在先，有利弗賴特的退稿的觸發，更有福克納本人的反應加深了危機。他越來越感到傷心和困惑，重又懷疑自己的天職。也許他知道，賣掉打字機、放棄天職之類的話不過說說而已。

但他顯然相信可以改變自己的目標和期望，可以學會不抱成名成家的希望而活下去。

這幾年來，他寫作是為了出書。《軍餉》出版後，動筆就想到利弗賴特；豈知他對自己的作品越是滿意，出版商越不能接受。既然不願意回頭再寫《軍餉》那樣少年氣盛或者《蚊群》那樣瀟灑無聊的書，他只好放棄一部分夢想。”一天，我好像關上自己和所有出版商的地址、新書目錄之間的閘門，對自己說，這下我可以寫啦”，意思是說可以為自己而寫作了，可以解放了，寫時“不必拼命地趕，寫好後不必覺得精疲力竭、如釋重負或者不對口徑”，他開始毫無計劃地寫作，甚至不把寫成的文稿當作書來看待。“過去我只想到書、出版、成果……如今我對自己說，不必擔心出版商是否喜歡了。”福克納還有個人生活問題要對付，他守口如瓶。只對莫里斯·寬德羅提起過“因個人生活問題而造成的極度緊張”。雖然可能同埃斯特爾有關，同那隻“美麗的花瓶”有關，但是肯定也同他的寂寞和失望有關，雖然始終沒有明說。我們只知道問題越來越嚴重，同《喧譁與騷動》的寫作關係密切。

至於此書的寫作過程，我們只知道進行秘密、帶給他巨大喜悅，完成了一部鉅著。顯然沒有一個人（包括菲爾和埃斯特爾在內）知道，直到此書基本寫成以後。

《喧譁與騷動》和《墳墓裡的旗幟》一樣，以傑弗遜郡為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