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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林曉玲和張藝謀還沒辦法相比，作品數量和獎項都不行。

但以後誰也說不準，年輕就是優勢。

這是張藝謀和林子軒商量的原因，做副導演可能沒辦法出名，不過也有好處。

這是申辦奧運會，在其中出一份力就有功勞，是一份資歷，以後拍電影遇到什麼事兒，各方面都好說話。

這個話張藝謀沒有明說，林子軒能夠理解。

自從《活著》被禁，張藝謀一直向著主流靠攏，從表面上看效果顯著。

在八十年代，影評人批評他向西方販賣愚昧和落後。

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影評人指責他粉飾現實，屈服於市場。

有導演這麼評價張藝謀：他會一次次的看形式調整自己的位置，其實看他調到什麼位置你就知道他在想什麼。

不少圈內人認為一個好端端的具有深度和批判性的第五代導演，先去投誠市場，又去趨近體制，從此再也拍不出合格的電影。

有記者採訪過張藝謀，問起是什麼促使他做出這種轉變，有沒有內情。

「沒有內情，我就是想安心的拍電影。」張藝謀這麼回答道。

他沒有像第六代導演那樣非要抗爭，非要拍自己想拍的片子，他的解決方式很簡單，既然這種不讓拍，那我就拍能拍的。

在其他人看來這叫做妥協，他覺得這是講究實際。

你抗爭了，被禁了，拍不了電影，浪費多少時間，還不如好好的幹活。

按照這種邏輯，張藝謀應該是實用主義者。

這和他的成長環境有關，很多人覺得張藝謀是農民出身，這是一種誤解。

他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醫生，父親是軍官，爺爺是當地的大戶，他只是到農村插了三年隊。

不過這種出身在當時被稱為黑五類，無論是考學還是當兵都過不了審查。

張藝謀為了突破出身的限制，在鄉下替老百姓畫主席的畫像，迅速得到了當地百姓的好感，由於會打籃球，被特招進了棉紡廠當工人。

攝影技術讓他在棉紡廠從車間調到了工會的宣傳隊，成為一名文藝工作者。

他這才有機會破格進入電影學院的攝影系，變成如今的大導演張藝謀。

這就是一條逆襲之路。

對張藝謀來說，只有有用的東西，才值得他花費時間和精力。

「這次申奧上面的決心很大，這部電視片能起到不小的作用，其他國家都在用心準備，咱們不能落後。」張藝謀沉聲道，「我想把圈子裡最好的人才都找來，製作一部能打動西方評委的片子。」

「張導既然說了，我做主，讓曉玲來做副導演。」林子軒答應道。

不管怎麼說，都是為了申奧做貢獻，這個覺悟他還是有的。

林曉玲眼下沒有拍片計劃，光是審核那些劇本就佔用了她大部分時間。

拍這部申奧片要一兩個月左右，別看只有五分鐘，涵蓋的內容太廣了。

包括京城的經濟、文化和體育等各個方面，還要挑選群眾，航拍京城的景觀。

再把實地拍攝的內容和以前的紀錄片完美的剪輯在一起，是一項複雜的工作。

張藝謀聽到林子軒答應下來，不由得鬆了口氣。

在這個位置上，他要協調各種關係，這和做導演不同，做導演只要掌控劇組就行了，劇組人員是他的手下。

林子軒不是他的手下，只能商量著來。

他們一個是大導演，一個是影視公司的老闆，在圈子裡的影響力上，林子軒更勝一籌，但在電影領域，張藝謀站在了頂峰。

只能說是各有千秋。

談妥了這件事，兩人閒聊了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