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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刻意拉攏。至於朝鮮，則因他們一向很忠誠於明室，所以滿洲人對朝鮮人很歧視。

蒙古人多封貝子、貝勒、親王之類，成為滿洲之親族。當時是滿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輪到中國人。滿清皇帝又特別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宮，便是喇嘛廟。這是他們想借宗教來羈縻蒙古與西藏。宗教在滿洲人運用下，也成為一種法術了。所以他們儘管可以同時信崇孔子又禮拜喇嘛。因為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術。

他們要統治中國，唯恐自己力量不夠，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進中國的。所以滿洲人優待他們像親兄弟般。同時又禁止他們和中國人通商。

滿洲人到中國，他們的一切政策，是拿滿洲部族來控制中國人。又再拉攏懷柔蒙藏來挾制漢人。

這都在上面講過了。現在再講他們對待漢人的辦法。他們到中國來，中國人當然要反抗，反抗的領導者，當然是知識分子。於是他們開科取士，承襲了中國考試製度，表示開放政權，中國讀書人依然得官做，許你們參加政治，並許做政府裡最高的官。但實際上則另有一套辦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門滿漢夾用，外省督、撫，則多用滿人，少用漢人。這樣還不夠，滿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壓迫中國知識分子，而討好下層民眾，來分解中國社會之抵抗力。

他們一面在懷柔藩屬，壓迫中國。一面在羈縻中國知識分子來減輕抵抗。又一面是壓迫知識分子而討好下層民眾。這樣三方面用心，可謂是很周到的。

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幹的皇帝，經他們統治，中國無言論自由，也沒有結社出版自由，而還不斷有十分可怕的**。

種種壓迫，而知識分子無法違抗。同時正因為他們還懂得討好民眾。清代有所謂地丁攤糧的辦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稅。這是他們自己誇許所謂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當時全國人口統計，共二千四百六十二萬口，從這年起，清廷下詔永不加丁賦——即人口稅，而人口則還是調查，五年一編審，但丁賦永不再加了。

實際上，這一規定，並算不得是仁政。因從中國歷史講，兩稅制度，早把丁稅攤運入地租，後來還要農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錢，這是後來的不對。王荊公制定了免疫錢，過些時，人民又要當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條鞭法來，再拿差役歸入於地租。

滿洲人跑進中國，一切都照明制，田賦額也照萬曆年間的則例徵收，那麼差役已經攤在田租裡，而此下還是照樣要差役。到了康熙時，再來一次地丁合一，這還是照著中國歷史的惰性在演進，朝三暮四，最多恢復了明代萬曆時舊額，其實非此而不能。

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況地丁合一後，實際上賦稅還是在增加。所以這一辦法，很快就失其討好民眾的作用。而且就基本說，人口稅加進地稅，將來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對國家不負責。直到現在，中國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則對國家就像不要負什麼責任似的，這實在也不算是好制度。總之清代在制度上，實在也沒有幾項值得我們今天之再稱道。

我常說，歷史上沒有歷久不壞的制度。何況是法術，僅憑私心，臨時造作，哪能長久？

請代人想討好民眾，這打算並不壞。但他們又存心壓迫知識分子。他們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許有正正大大的人。結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沒精神。政治**了，縱想討好民眾，民眾也得不到實惠。

到乾隆時，滿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那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抗意識已消沉，但下層民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