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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於心，可古人又云一言九鼎，那就說明，言是有質的，也及於行。所以這人言，同時載著心和行。

如此來看人言，我們就能分清天道與人言，到底是罰還是不罰了。只及於心的人言，天道是不罰的。歷來士人諫國政，都有言者無罪之論，這正說明，歸於心的人言，是順應天道，罰此人言，就是悖逆天道。

看到這，讀者們以為段國師覺得眼下的luàn相還不夠熱鬧，還要慫恿人加入這場人心罵戰呢，文章卻是話鋒一轉。

段宏時接著說，但是呢，人言同時又及於行。比如說罵別人祖宗三代是禽獸，既是你心之所想，卻也傷損到別人的內心，所謂“眾口爍金”，罵人就是一種惡行。

另外呢，你招呼別人放火殺人，那就意味著人命可能受威脅，財物將會遭毀損，這樣的人言也是一種行。這些行，自然是為天道所不容的。

不待薛雪發問，段宏時就自問，那麼這人言上的行該怎樣劃定一條清晰的界限，以論定它是否受罰呢？

“基於真，立於理，論者無罪”

段宏時給出了觀點，他解釋說，說出一件本已存在的事實，這是天道，而由此推及一樁結論，這也是天道，基於這個過程而發的言論，即便是及於行，那也非惡行。如果治罪，就是悖逆天道。

看到這，很多士子都心氣jīdàng，還以為段宏時站在他們這一邊，即便不是鼓勵他們繼續高歌猛進，立場也如《士林》一般，是要呼籲李肆廣開言路，虛懷納諫。

卻不想文章後半部分，段宏時開始舉例，說到被禁停的《華聲》和《嶺南報》，朝廷為何要罰這紙上的人言？那是因為這兩份報紙沒有做到“真”字，他們用來立論的事情，不是道聽途說，就是生硬編造。所以啊，這紙上的人言，若是不抓住真，站住理，那就是惡行，怪不得朝廷要下重手。

文章末尾，段宏時直接講到這場論戰風bō，他說根源就來自大家對聖賢言的理解不夠透徹，學理不夠深。他賣起了自家的膏yào，說白城書院即將刊行《真理學》一書，那是天道及於儒家，及於理學的真知灼見。

這膏yào眾人不得不期待，在他們看來，這該就是英華國策背後的學理，也就是所謂的“國學”。

除了這期待，眾人還都暗自凜然，這也是朝廷要動手前，先進行輿論準備的標誌。要收拾哪些人，很好辦，就說他在報上“編造”、“蠱huò”，有危害國家和民眾的隱患即可。

但接著眾人又醒悟，段宏時沒有指責《越秀時報》

此時回想那個白衣山人的言論，就是諷刺國政而已，都是聰明人，隱約明白，朝廷估計會以《越秀時報》之前那篇言論為界線。罵李天王，那是謗君，指責國政卻可以，但不能超過《越秀時報》那篇言論的範圍。

這猜測很快就成真，公報《英華通訊》裡刊出了天王諭令，宣佈《越秀時報》復刊。

廣州城內，一片靜寂，原本三日就刊行的各家報紙都延緩了出刊時間，這時候再互相罵可沒什麼意義，都等著看《越秀時報》會以什麼姿態復出。不管是工商還是士子，都覺得李肆這番處置高深莫測，既像是舉起了刀，又像是再度放鬆了韁繩，前路如何，還看《越秀時報》會在復刊上說什麼。

可眾人萬萬沒有想到，《越秀時報》復刊後的第一篇文章，卻是雷襄一篇觸目驚心的大文章：“鶴蚌相爭，漁翁得利”。開篇就道，大家別忘了，英華不過是初生一國，清國還三面凌壓著之前《越秀時報》魯莽行事，攪luàn了時局，甘願受罰，但自那之後所起的luàn局，卻是清國細作在背後興風作làng

各地報紙趕緊附驥，開始紛紛將相關線索抖落出來，比如之前那些讀書人揭lù商人賣軍械給清國的事情，都是清國細作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