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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不止有物質運動的規律，也有人類社會的規律。

《利維坦》再談到國家的“契約意志”，基於兩個立論，一是自然人“生而平等”，一是協力共存，因此才將一部分權利讓渡出來，由其統治所有人。而英華的翻譯者順手就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用上了……

《利維坦》的核心思想是反對“君權神授”，反對教皇所握教會的世俗權力，為不列顛自立於歐羅巴，為不列顛國王君權自立於羅馬教廷之外張目，這背景跟華夏曆史就不搭調。

看得懂的都是老東西，看不懂的也不懂，即便這本丟到大街上，怕也沒多少人撿。

對滿清理儒來說，這種論調自然是違了君臣綱常的“悖逆之言”，皇帝是君父，官府是父母，這是血緣關係，由不得你選擇，說這君父，這父母是萬民分割自有之權而成，難道你生父還是你這兒子生的！？

而在英華，《利維坦》又顯得過時而且簡單了。李肆稱帝，以萬民之約承天命，其實就已經勾勒出了契約論的輪廓。而後的《皇英君憲》，也更直接闡明瞭君權的權責義務，比《利唯坦》更清晰完整。之後李肆漸漸淡出政務，政事堂逐步接過相權，皇帝與官府又正在割裂，這也非《利維坦》所能描述的狀況，畢竟不列顛那邊君權一直都是有限的，霍布斯此，甚至還是在呼籲加強君權。

這本在英華的學院裡並沒有掀起多大的思潮，但大多數學子卻都看過，重點還不是看官府的利害合一，而是覺得這分割個體，匯成一體的“契約意志”很新鮮，未嘗不是“民心”和“大義”的細緻解析。

官府的利害合一，華夏先賢也早有論述，只是大多數時候將君權跟官府混淆在一起。晚明黃宗羲談君王乃天下之大害，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因此李肆不認為，汪瞎子在讀過《利唯坦》後，思想還這麼僵化守舊，他希望聽到主張背後的思想根基。想要墨學進學院，光立旗幟還不行，得拿出真正的乾貨。

汪士慎苦笑，之前的辯論，確實只是以立場切入，真正的學思根底，只能一步步展開，現在皇帝要他露底牌，他也只有硬著頭皮上了。

“士慎非因不平而鳴，而是這不平既非仁道，也非天道！天生萬物，有生老病死，有滄海桑田，雖有不平，卻終歸於平。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損不足而奉有餘，非聖人不能逆。人道何以為此？那即是存著大害，士慎鄙薄，只能看到先有官府，後有工商，一併在造這大害。”

“我華夏泱泱三千年，三代以下，每朝經制都欲立千秋萬載之業，每朝卻都難脫三百年之劫，而安寧更不過數十年。是天命如此，要人世這般變亂不休麼？非也，是人世無道！官府握人世權柄，工商掌人世諸利，人世未能行天人之道，未能天人合一的罪魁，難道不是官府和工商？而紛亂之因，難道不是它們所造之不平？”

“現今我英華官府入鄉，工商大盛，小害處處可見，人心不平，如厚油覆著沸水。士慎心憂，不知大害何時將顯！”

喲……

不僅那三個教授吃驚，淮揚學院山長劉大櫆吃驚，屈承朔等朝堂官員吃驚，觀戰士子們吃驚，李肆也在吃驚。

站在古墨的立場，先拉儒家孔聖之言，後扯道家老子之言，而分析問題的思路又用的是段老頭鼓搗起來的真理學派，這汪瞎子根本就是個怪物嘛。

仔細一想，也不怪汪瞎子只有了墨家立場，具體學思要找其他家的營養。時勢變遷，再起的墨學確實已經不一樣了。

墨家講“天志”，跟官儒一樣，認上天為有意志之至高主宰，而上天的意志是興利去害。天道派卻認為上天的存在就是上天的意志，並不因人而變。上天有人格這種思想，很容易融匯鬼神之說，淪為邪魔道，為國中士子所不容，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