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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從文代為出手的。汪曾祺在昆明寫的稿子，也全部是由沈從文寄出去的。

一天晚上，汪曾祺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從文經過，以為是一個生病的難民，趕緊走近看看。發現是汪後，他和兩個學生趕緊把汪扶到沈家，灌了好多釅茶，汪才醒過來。又一次，汪曾祺去拜訪沈從文，當時汪正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從文開門一看，二話不說，出去給汪買了幾個大桔子抱了回來。

沈從文曾擔任多家報刊的編輯，經常選用青年作者的稿件，為他們加工潤色。與其共過事的周定一回憶：“經過他看過的許多青年作者的稿件都有他細心修改的筆跡：有的只稍作字句改換，有的地方則大拆大改，處處見著手成春的功夫。他為此不知傾注過多少心血，把一篇篇青年作者的文章收拾得乾淨利落去面見讀者。”

一次，沈從文給一位字跡寫得非常潦草的青年作者去信說：“大作拜讀，極好。只是字太難認識。以編者寫草字能力說，認識尊文猶十分費力，排字人和校對吃力可知。因恐錯誤，易失本意，故特寄還。”他還婉言勸這位青年將字寫清楚，因為“此雖小事，亦作者一種義務，且近於道德”。

50年代，在午門和端門之間的文物展室，20多歲的志願軍戰士王予予自戰地歸來到這裡看展覽，沈從文熱情地為他一個人反覆講解，結果王予予看展覽足足看了一個星期。王予予返回朝鮮時，沈還送給他們團部一些書籍，豐富他們的業餘生活。王予予轉業後，選擇了文物事業，進了考古所，成為從事絲織品保護的專家。

黃永玉回憶，沈從文能容忍世界上最囉嗦的客人馬拉松式的訪問，彷彿深怕他們告辭，時間越長，他越熱情。

1972年，從幹校剛回北京的沈從文託人打聽得知巴金家的地址後，馬上寫信去問候老友。16年後，巴金回憶道，一次他挨完批鬥後，在指定的屋子裡坐好準備學習，有個女孩走進來說她是沈從文的親戚，沈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原處，巴金只回答一句：“我仍然在原處。”不久，女孩又來問他地址，考慮好幾天後，巴金才把地址交給她。很快，沈的信就寄到了。巴金回到家，病中的夫人蕭珊拿著五張紙，反覆看著，含淚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在那樣的年代，巴金未敢回覆隻字片語，連蕭珊去世的訊息都未敢告知沈從文，但他卻對沈從文充滿了感激。

1985年，巴金從上海到北京參加政協會議，特地去看望沈從文。80多歲的老人由女兒攙扶著爬上五樓，在樓梯上還差點摔了一跤。沈過意不去，巴金卻說：“這是我心甘情願的，摔了一跤也樂意。”

文革期間，巫寧坤（西南聯大外文系學生，曾請沈從文指導過文章）一家發配到安徽農村落戶，無人問津。1973年底，他意外地收到了沈從文從北京寄來的信，密密麻麻寫了六頁。一個月後，沈又寄來滿滿八張紙的長信，鼓勵巫不可因貧病交迫而“自暴自棄”，並以己為例對巫說：“今年已72歲，工作中竟充滿童心。”

沈從文的弟子黃能馥一度想放棄文物研究工作，沈知道後，叫來黃，低聲問道：“聽說你灰心想改行了？”黃看著沈憔悴的面容，鼻子一酸，說不出話來。沈堅定而嚴肅地對他說：“目光要遠大一些。國家不能沒有文化，不能沒有傳統……”黃從此堅定了文物研究的信念，後來成為我國服飾文化研究的三大專家之一。

沈從文晚年，王亞蓉一直協助他工作。1975年的一個夏日，王亞蓉因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