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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決定放棄出家之念。

梁漱溟少時讀書無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將人類文化分為中、西、印三大型別加以討論，為絕對獨創。蔣百里稱之為“震古爍今之著作”，胡秋原認為該著“有獨創的意義和可驚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的學術思想自雲是：“中國儒家、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柢”。

梁漱溟自己總結的三種人生態度：逐求、厭離、鄭重。

梁漱溟應邀來清華短期講學，賀麟抓住這一良機，拜訪梁漱溟幾次。梁漱溟推崇王陽明，他對賀麟說：“只有王陽明的《傳習錄》與王心齋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無時不在思索人生和哲學問題，以致冷落太太。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黃靖賢是家庭婦女，兩人經友人介紹於1921年結婚，育有兩子——梁培寬、梁培恕。梁漱溟給其子起名，可見“最後一個儒家”的精神氣象，寬恕之道屬於儒家精神核心。

百萬雄師渡江後，梁漱溟看到毛澤東的新作《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大不以為然。連說：“錯了！錯了！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偏激與惰後都不行。唯有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必將統治世界，而真正統一中國的方法也只能是適應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並引述了《孫子兵法》“窮寇勿迫”的論點，說明“追窮寇”的錯誤。

梁漱溟認為，“鄉治”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個新方向”。他因此辭去北大的教職，到山東、廣東、河南等地進行實驗，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被迫停止。

1966年，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沒收，梁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於斯世何益。”他還說：“假如在或鬥或批之後，不發還此書稿，即不可能敘寫，無異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1975年，梁漱溟終於完成了這本《人心與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見於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內，將大行其道於共產主義末期。”

1966年，梁漱溟被抄家、罰跪、遊街，三代祖傳的書畫、文物付諸一炬，手稿、錢物亦被抄走。最後，造反派把他關進一間小屋裡。梁漱溟既不呼天搶地，也不長吁短嘆，而是優哉遊哉、自得其樂地寫書。後來他呆在家裡，每天上公園練拳、散步，無書可讀了，就認真讀報、看材料，關切著時局的發展和演變。他先後完成了《儒佛異同論》和《東方學術概觀》的撰寫。

梁培寬說：“在他（梁漱溟）92歲的時候，海外有報紙稱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報紙念給他聽。他聽完後搖了搖頭，大概是對這樣的稱呼並不贊成。”梁漱溟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學者、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的稱號都不太認同。

梁瀨溟曾對學生說：“我與哲學無緣。我不懂什麼叫哲學。我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梁漱溟還說自己是一個問題中人，不斷在問題中生活，佛學也好，儒學也好，西方的理論也好，都是為了解決他的問題。所以當山東孔子研究所的人給他寄來登記表，聘請他為研究所的專家時，他拒絕了，他說：“我不是專家，誰認為我是就讓誰填去。”

梁漱溟晚年回憶說：“我曾哭過兩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學生不聽話所致；另一次是陳銘樞出賣了李濟深，使李被蔣介石軟禁湯山溫泉一段時間，我覺得太不應該，曾大哭一場。”

晚年，梁漱溟曾書一座右銘：“情貴淡，氣貴和，唯淡唯和，乃得其養，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他經常勸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邊的好友說：“一個人動不動就氣盛，發怒，勢必傷肝，火攻心。如氣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