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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不同，老陸並沒有安排專車接我，我只好打了一輛計程車，告訴司機我要去Lodge，澳大利亞的白宮，直譯成中文是“小木屋”。

車停下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眼前是一扇大大的鐵門，攀著密密的爬牆虎，居然沒有荷槍實彈站崗的警衛，只有一位漂亮的女警察坐在旁邊一間小屋裡悠閒地喝茶。

看到我，她走出來禮貌地詢問：“你是芮先生嗎？”我說是的。她說：“總理正在等你，請進去吧。”我剛要拉開車門下來，她又說：“不用下車，可以一直開到樓下。”我拿出準備好的護照給她檢查，她也搖搖手錶示不必了，並開啟了鐵門。我的計程車就這樣長驅直入來到總理府邸門口，過程之輕易，與想象大相徑庭。

下車時我問司機：“多少錢？”滿以為他會因為今天如此榮幸地與總理閣下相隔咫尺，而免收我的車費，哪知人家臉上毫無特別表情，按計價器收費，分文不少。

這種“不給面子”的事在澳大利亞很正常。百姓文明，民風淳樸，政治距離普通人的生活很遙遠。跟隨總理出行的不過一個保鏢，一個司機，以及一輛車。總理走在街上，市民一定不會前呼後擁圍觀拍照。若非如此，恐怕他也很難做到“我還是老陸，你還是小芮”了。

下車以後，我看到的是一所很普通的房子，而它就是傳說中的總理府。站在門口的管家將我迎進客廳，老陸正在那裡等我。見面以後，我們用力地擁抱了一下。他帶我在總理府裡參觀了一圈，面積不大，精緻、親切、樸素，但是遠不如北京郊區那些別墅豪華。樓上的人走路，樓下聽得見“咚咚”的響聲。叫做“Lodge”真是名副其實。至於晚餐，更是簡約至極，我們只吃了羊腿、羊肉，喝了點兒紅酒。好在，老陸還是老陸，我們仍然彼此信任，有著聊不完的話題。

那一年，大概是我們見面最為頻繁的日子。夏天他到北京來參觀奧運會，剛下飛機，就約我一道喝啤酒。總理出行，浩浩蕩蕩的車隊至今猶記。難得見面，一次沒喝過癮，幾天後，他主動提出到我家裡來吃飯，我欣然應允。但是澳大利亞駐華使館的中方人員找到我，很為難地表示：“如果總理到您家做客，整棟樓都需要進行安檢，您的鄰居大概不會很情願。”所以他們希望由我提出來，取消這次會面，我想他言之有理，便改約老陸在離開北京的前一天再找個地方聚聚。後來那次見面頗為不易，使館規矩多，出行太費周折，我們倆索性偷偷從使館後門溜出去，在亮馬河上的一條鐵皮船上喝了幾瓶啤酒。

我們曾經同在南太平洋一座小島上參加一個論壇，休息期間，我對他說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話：“老陸，現在的你屬於這個國家，而不僅僅屬於自己，我能想象你的生活發生了不小的變化。高處不勝寒，你要多保重。”當人處在責任和權力的巔峰，孤獨與犧牲在所難免。他讓我把“高處不勝寒”幾個字寫下來留給他，他很喜歡。

為了滿足我的虛榮心，他也曾經題詞送給我。我說：“雖然家裡有跟你的合影，但別人會以為是某次採訪的應景之作，還是寫幾句話給我比較好。”他痛快答應：“那我就借用一下毛主席送給華主席那句，你辦事我放心。”

六個歪歪扭扭的字寫完，他又稍加演繹，在“你”字下面加了一個“心”。“我喜歡用‘您’這個字。”他說。

37、我現在是“小夥計”

正如老陸所言：“政治很難預料，未來誰知道？”我們相識這七年間，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他曾是澳大利亞最受歡迎的總理，風光無限；然而不到三年，尚未完成首個任期就黯然離任，成為澳大利亞戰後最短命的一屆政府。

2010年6月，我去多倫多報道G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