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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難以置信的。這還只是說狀元，如果把範圍擴大到進士，那就會開出一份極為壯觀的人才名單來。為了選出這些人，幾乎整個中國社會都動員起來了，而這種歷久不衰的動員也就造就了無數中國文人的獨特命運和廣大社會民眾的獨特心態，成為中華民族在群體人格上的一種內在烙印，絕不是我們一揮手就能驅散掉的。科舉制度後來積重難返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覆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文學界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並身體力行。

科舉制度發展到范進、孔乙己的時代確已弊多利少，然而這種歷史的銳變也是非常深刻的。銳變何以發生？有無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補的努力是怎麼失敗的？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二十世紀一開始就廢止了科舉，當然也就隨之廢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從創立之初就想承擔的社會課題，是否已經徹底解決？我怎麼一直有一種預感，這裡埋藏著一些遠非過時的話題？

在我的藏書中，有關這一課題的專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來集中研讀。讀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魯威先生的《科舉奇聞》（遼寧教育出版社）、張晉藩、邱遠猷先生的《科舉制度史話》（中華書局），特別是讀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藍底銀紋的厚實著作《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之後，想的問題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問題，世紀初的有識之士來不及細想，甚至來不及發現。我們現在來彌補，有點晚，但還來得及，而且時間既久，態度也可平靜一些。

二

談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個慣常的誤會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文官選拔制度，而不是文學創作才華和經典闡釋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這一點，對它的許多抱怨就可能會有所緩和。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不管何種政權，何種方略，離開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網路，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僅僅可靠、有效還不夠，因為選官吏不比選工匠，任何一個政權只要尚未邪惡到無所顧忌，就必須考慮到官吏們的社會公眾形象，不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氣，而且還要讓其它官吏乃至政敵也沒有太多的話可說，那就需要為官吏們尋求或創造一種資格；這樣做已經是夠麻煩的了，更麻煩的是中國的版圖如此遼闊，政權結構如此複雜，需要的官吏數額也就十分驚人，把那麼多的官吏編織在同一張大一統的網路裡，其間之艱難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張網路建立起來了，但由於牽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過不久自然會發生種種變更，時間長了還會出現整體性的代謝，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尋線頭，重新綰接……這一連串的難題，如此強烈地擺在歷代帝王和一切意欲問鼎九州島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開。全部難題最終歸結到一點上：毫無疑問需要確立一種能夠廣泛承認、長久有效的官吏選擇規範，這種規範在哪裡？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國奴隸制社會中基本上採取這種辦法，後來在封建制社會中也區域性實行，稱之為“恩蔭”。世襲制的弊病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