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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

但李肆更清楚漕運變遷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英華不是不列顛，只求通商賣鴉片，求的是再造華夏，而如何處置漕運，是難度係數非常高的動作，需要全盤考慮。

在李肆看來，漕運的變遷，是農業社會“官辦經濟”與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相抗相融的一個縮影。

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有所偏差，漕運並非是單純的賦稅，用途也不是隻供應京城糧米。

滿清官員對漕運成本有過模糊的研究，算上官民兩面和所有人力物耗，從江南運一石米到京城，成本低則二十兩，高則四十兩。如果只為滿足京城糧食所需，清時民間糧市已成規模，僅只是山東臨清關，每年交易糧食就高達兩千多萬石，直接徵銀買糧，耗費遠遠低於漕運。

不管滿清政府如何看待漕運，漕運實際起到的作用，是以政府把控的超大規模糧食流動，拉起了一條單純而脆弱的經濟鏈。

滿清政府居於這條經濟鏈的上端，獲得了數百萬石可集中支配的糧食。糧食就是戰略物資，所謂手裡有糧，心頭不慌。這些糧食用來供應京城旗人和官僚，用來跟常平倉配合平抑糧價，用來賑災，用來供應戰事所需。李肆前世歷史裡，滿清以“截漕”的方式，靈活運用這項戰略物資，國祚能綿延至二十世紀，也有漕運的一份功勞。

漕運經濟鏈的中間環節，則牽著數百萬人口的生計。這些人沒有田地，以船運、縴夫、河工、碼頭裝卸為業。他們不穩，天下難安。李肆前世，滿清漕運自河改海之後，這些人口上岸，就脫離了滿清政府的掌控，擴散於城鎮，成了黑幫會黨的土壤。

人口之外則是資本，照滿清官員的演算法，每年大運河沿線的“gdp”高達八千萬到兩億兩白銀，造就了一個大運河經濟帶。在漕運變遷，改河為海後，大運河經濟帶就衰落下來，寧波、上海、天津這一條海上漕運線卻興盛起來。

還因為海上漕運線的存在，清末的輪船招商局成為民族資本的中堅，還能依賴這一項“政府訂單”降低營運成本，跟外國船運業競爭，留下諸多歷史佳話。而當滿清滅亡，南北分裂，同時技術變革，鐵路興起，這一條脆弱的經濟鏈就此瓦解。

漕運這條經濟鏈不僅脆弱，還在於上端是愚昧守舊的統治階級，下端是苦不堪言的草民，透過強行徵稅的方式連在一起，只能靠政權暴力維繫。時勢、自然、技術一變，不管怎麼變手段，怎麼變途徑，就如大運河很快荒廢一樣，漕運經濟也悄然消散。

漕運經濟的變遷，在李肆前世歷史裡走過了好幾百年，而在這個位面，英華正朝著近代國家急速挺進，工商勢力如初生牛犢，滿亞洲傾瀉。蒸汽機的轟鳴聲已在海面試探著響起，鐵路還不敢想，可海運碾壓掉漕運經濟的趨勢已經明顯可見。

這個趨勢也是李肆樂見其成的，可就像他不能坐視1855年黃河改道，山東段運河淤廢，漕運才由河改海一樣，他也不能坐視這條經濟鏈的中間環節自行崩解。

英華要動漕運，就得為那數百萬人口的生存找到出路，運河沿線，至少是江南沿線因漕運在而盛，不能讓其因漕運廢而廢。當英華以新的經濟網取代之前單一而脆弱的漕運經濟鏈後，必須將之前依附於漕運經濟的人口和資本也吸納到新的經濟網裡。如果讓這麼多人口、資本遊離於英華體制外，這就是英華得江南的失敗。

這項工程太複雜，涉及面太廣，因此自五年前開始，李肆和薛雪、陳萬策、宋既等人就已定下基本方針，暫時不能大動漕運，多觀察，多研究，分期分步驟地解決。

定下這項方針，英華北進的步驟，得江南的策略，乃至逼和滿清的手段，一般人就很難看明白了。他們也難以理解，滿清在江南把漕賦由糧改銀的過程，實際也有英華的推動。

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