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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捧讀清代實錄或其他檔案史料，亦不難發現，皇上諭旨雖非公之於眾，但無論面對誰人，他都是在講理，像是在面對天下蒼生，面對歷史，不但道理要講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蠻不講理”，或“沒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沒有，但都得說出一套，並非“黑箱作業”。皇帝也常常徵求別人意見，或發起廷議、會議予以討論（特別是在那些專業性很強的社會經濟事務，如糧政、礦政、水利以及禁銅、禁菸、禁酒上），這也和一般對“專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錯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說是“專制”。

如果說他說一不二，政令通行無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約，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這似乎又於史實說不過去。

縱觀乾隆初政十幾年時間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其過恐怕並不在所謂“專制”之上。中國文字“專制”二字義不在此，昔日也從未有以之論皇帝是非者（西方的“專制”當初也不是貶義詞）。特別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職，即是政治領袖，又是行政首腦，一般就行政而言，並無所謂“專制”與不“專制”一說的（熟悉現代史事者即不難了解這點）。

七、統馭方法和君臣關係面對廣土眾民駕馭各省大吏的方法（如陳宏謀、年羹堯的例子）吏治積習（觀望、迎合、寬緩、因循、粉飾、欺誑、疲玩、廢弛）官場文化《叫魂》官員的“反行為”

我在清代政治史會議論文中寫道：金川之役是一場很難纏的戰爭。一代名將張廣泗失敗了，皇帝第一親信大臣訥親也失敗了，年輕的傅恆自告奮勇前往督師，難道就不會重蹈覆轍？他有沒有這個信心？皇帝也相信他有這個能力嗎？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性的。但他居然能夠馬到成功。而且很明顯，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非戰場”上取得了勝利。

傅恆是怎樣做到這點的？他怎樣實現了“下克上”，“操控”了皇帝，“誘導”他做出明智而靈活的選擇？並最終給他找好下臺的臺階？這是怎樣一種“反行為”？

在有關文字中，我多次提到了“反行為”一詞，“反行為”是什麼意思呢？“反行為”的基本定義之一，就是在表面服從的前提下，採取一種順從的態度，卻在下面在暗地裡實施若干“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貓膩”行為，將事情“反過來”。傅恆就是此道高手，乾隆十三年的金川之役，就是其典型的例證。其實，清朝許多官員（尤其是高官）也都會此道。否則，那些“官場行為”恐怕就不好解釋。

我在法國高等研究院講課時曾說：所謂官員的“反行為”（“對應行為”），可能具有如下幾個要點，其一，是首先要稱頌皇上聖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誦之下，仰蒙聖恩，訓誨周詳，至為嚴切，不勝皇悚”，高帽子戴足（如叫魂案中）；其二，是要表現出十二分的賣力，如乾隆十三年傅恆奔赴金川，日行軍二三百里依然連夜上奏；其三，則要乘機把實際情況，特別是所遇困難，充分講足，以為他日地步；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結論，而是讓皇上自己體悟；其四，便是需“裝點幾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稱，若緬人有幾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裝點幾分便可云云。將“反行為”概念運用到清代政治史研究的，還有魏淑民“清代乾隆朝省級司法職能研究”（清史所博士論文，2009）、李燕“皇帝司法權的另類敘事——道光朝特旨交審案件為中心的考察”（法律系碩士論文，2009）；法蘭西院士巴斯蒂（Bastid—Bruguière）也表示，打算把“反行為”運用於晚清史（張之洞）研究之中。

八、通訊系統官府內部的資訊系統邸報諮文“駐京辦”

在乾隆十三年的糧政大討論中，皇帝讓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