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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衛平手裡涉嫌收黑錢的裁判名單，著實嚇壞了中國足協。

表面上，閻世鐸親赴杭州聲援打假，但足協一開始就琢磨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02年1月23日，在足協召開新聞釋出會，足協副主席南勇說，只要主動認錯、退錢並檢查深刻的裁判，足協將不予曝光，並繼續使用……

無疑，足協把掃黑又上升到了“政治高度”，這種政治不僅考慮到足球關係到社會的安定與和諧，也關係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他們的政治是，2002年是世界盃年，中國足球的醜聞一旦鬧大了，足協的烏紗帽將會被摘掉。當然，也說不定順著“黑哨”挖下去，會挖到隱藏在足協裡的“黑官”。

偏偏在此時，上海中遠狀告《球報》的官司勝訴。

現在回憶七八年前那一系列戲劇性情節時，我都懷疑當年的足協是在兩條戰線作戰。一是使出渾身解數來撲滅杭州燃起的掃黑大火；另一個戰場是，他們慫恿或唆使上海中遠狀告《球報》，以達到敲山震虎、圍魏救趙的目的。

事實上，中遠狀告媒體的勝利，無疑是對裁判一方無聲的支援。

聞聽這個訊息後，幾名不時被媒體點名，或已進入宋衛平涉黑名單的裁判，紛紛向媒體或宋衛平、李書福發來律師函。

大意是：這是法制社會，如果你們再不負責任地說話、報道，你們將以誹謗罪或侵害名譽權的理由被告上法庭。

人們疲憊了，麻木了，悲觀了，絕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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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捏造的懺悔信？

只是，在任何一件引起公眾矚目的社會事件中，如果某些足球管理部門不想視民意為糞土，最終都會找出一兩隻替罪羊宰殺，以達到息事寧人、天下太平的目的，從而也完成對法制社會最蹩腳的註解。

2002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打假掃黑迎來了轉機。

在2002年1月初的浙江省九屆人大五次會議上，陳培德與另外四十一位代表一起提交了《司法介入足壇打假掃黑》的議案。全國“兩會”期間，這份議案略經修改，又由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毛昭晰交到了提案組。同時，佔旭剛的教練陳繼來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交了議案，要求司法介入足壇掃黑打假。

2002年3月14日，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韓杼濱專程通報了事情的進展——2002年2月25日，最高檢下發了通知，要求依法處理足球“黑哨”。通知上第一次明確，對於足球裁判的受賄行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條，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依法逮捕，提起公訴。

這一通知被視為最高檢察院針對“黑哨”出臺的司法解釋。司法介入掃黑，由此不再存在技術障礙。司法真的介入後，人們才發現過去那些傳聞都沒有法律意義，整個掃黑鬥爭給司法留下的唯一證據，就是曾放在陳培德辦公室裡的那四萬元錢和一封懺悔信。

我們不妨欣賞一下這封懺悔信。

一個來杭執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經來杭州執法過綠城主場的某一場比賽，也曾經透過中間人接受過綠城主場的黑錢，對吉利和綠城兩個俱樂部敢向中國足壇的黑暗勢力發起挑戰的勇氣，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讚賞。特別是綠城，因為他們明年還要參加甲B聯賽。

我執法足球聯賽多年，吉利和綠城所講的“假球”和“黑哨”的確存在。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歷。雖然我執法的初衷不是這樣，也不願是這樣，但一旦進入這個所謂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地參與了這種罪惡的交易。每參加一次那種罪惡的交易，我都會受到一次良心的譴責。現在兩個俱樂部不惜受到打擊報復，敢於向中國足壇的黑暗勢力發起挑戰的行為，深深地震撼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