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和軍事,是兩條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

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思路也不相同。

正因如此,文臣隊伍不可或缺。培養自己的文臣隊伍刻不容緩。

登州地處一角,遠離宋庭中心,是一個可以安心施政的地方。

這次的行進路線,是乘船順流而下,在出海口折向東南,在登州府登陸,全程近千里。如果走陸路,他們這麼多人,至少需要十五天。而乘船,則不到十天就到達了登州。

自從梁山水泊打通了五丈河,獲得了出海的渠道,梁山就如同龍入大海,勢力範圍繼續擴大。

因此,這次出行,武大、杜千、宋萬、扈成、杜興也一塊跟著前往,船隊路過濟南府時,還將鐵面孔目裴宣帶了去。

二月十二,晁蓋一行抵達登州海港。

林沖、宗澤、顧大嫂、孫新、郝思文、李俊、阮小七等人前來迎接。一番安置之後,兩百巾幗營分成兩支隊伍,在扈三娘、賈夫人的帶領下,一人五個縣,開始巡迴表演。陷陣營軍士隨行護衛。

而晁蓋也在登州開始了自己的官制改革。

首先,要了解登州府的官吏結構。

登州長官為知州、副手為通判,文臣方面承接六部工作的稱為六曹,武臣方面,分為管理兵馬的都監;管理監獄的監押;負責治安的巡檢等。

這些統稱為命官。人數在12人。

輔佐命官的佐吏,比如孔目官、押司官、鼓角、宴設、知客等職務。

這些被稱為公人。人數為20人。

公人之下,坐在屋裡,處理具體公務的辦事員,被稱為人吏,共計45人。

公人和人吏,統稱公吏,是有編制,官府發放月俸的人員。

在人吏下面,有專門追催公事的,稱為行走。人數約在百人左右。他們沒有月俸,但靠著提成過活。

州府中,公吏和行走十倍於官員,他們密佈官員周圍,承辦各種具體政務。

在落後的交通通訊條件下,各類公吏經常奔走於州府之間、州縣之間及各官衙之間,對於保持政令的上行下達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災傷賑濟、興修水利、修城築路等各種公共事務的運作過程中,公吏均參與具體承辦。

這就是目前登州的官吏結構。官少吏多,層層分包,既不高效,也不嚴密。官與吏的矛盾突出。

一方面是高福利的官員,崇尚清談,不通實務。許多官員都是外地來任職的書生,除了讀書,不會做事,即便想幹事,也是兩眼一抹黑,事情辦成夾生飯;公吏們長期在當地,熟門熟路,稍微一出手,問題就解決,獲得大家讚賞。官員乾脆就都委託給公吏們去做了,自己落得清閒。

一方面是精通政務的吏人缺乏考評晉升等有效的激勵政策,出職入仕的機會較少,所任事務繁重,待遇微薄,一有過犯責罰也較重,使為吏者難以自尊自愛,往往利用機會營私舞弊。

“為民之害者,莫大於公人無賴不逞之徒,散出鄉村,乘威怙勢,恐喝良善。小邀酒食,大索貨財,秋取稻禾、夏求絲麥,稍不如意,鞭縶隨之,民之畏怖,甚於盜賊……”

這段對吏人的描述可謂是生動形象。

晁蓋想要登州進行的改革,如果不從頭到位進行一次大變動,是沒有效果的,因為宋朝官府這種官、吏權責失衡的行政模式,從根子上就爛了。

晁蓋決定採取“打上,規中,疏下”的策略。

打上,就是對官員階層嚴厲打擊,露頭就打,嚴厲震懾。

規中,就是要將各項政務,重新梳理規範,約束公吏的同時,給他們新的升遷渠道。

疏下,就是對那些直接面對百姓的行走們,進行收編疏導,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