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得到了統領禁軍的要職,一時權勢滔天。

唐代宗在位期間展現出了改革朝政的決心與能力。他嚴厲打擊權宦和強臣,使不少奸佞之人或亡或貶,同時重用賢能之士如楊綰,並任命劉晏進行鹽法改革,顯著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大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在大明宮紫宸內殿離世,其子李適即位,是為唐德宗。

唐德宗繼位後,任用楊炎為宰相,於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兩稅法改革。該稅制規定每年分夏、秋兩季依土地徵收賦稅,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轉向“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標誌著古代賦稅制度從“舍地稅人”向“舍人稅地”的重大轉變。這項改革在短期內有效緩解了國家的財政困難,為唐朝後期的經濟穩定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同時,唐德宗堅決推行削滅藩鎮的政策,使得各地方勢力對他敬畏有加。在處理地方藩鎮問題上,德宗試圖強化中央集權,禁止藩鎮將土地傳給子孫,此舉卻引發了成德、魏博、淄青三鎮的叛亂,史稱奉天之難。這場叛亂持續五年,並引發盧龍、淮西等地的連鎖反應,甚至導致涇原軍隊佔領長安,擁立盧龍節度使朱泚為帝。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德宗被迫逃離長安,輾轉於奉天(今陝西乾縣)和梁州(今陝西漢中)。儘管最終在李晟等人的努力下平息了兵變,但這次經歷使得德宗對藩鎮採取了更加謹慎的態度,承認河北三鎮的世襲特權以換取和平,實際上確立了此後中央與藩鎮間新的權力平衡。

唐德宗任用楊炎為宰相,在建中元年(780年)啟動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兩稅法改革。這項新政策標誌著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從戰國以來以人丁為基礎的徵稅方式,轉變為“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即根據土地和財產狀況徵稅,而非單純依賴人口數量。這一改革不僅適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在短期內有效緩解了國家財政緊張的局面。

在外交方面,德宗採納了宰相李泌的策略,透過聯合回紇、南詔等周邊勢力打擊吐蕃,成功地改善了外部環境,為唐朝後期的“元和中興”奠定了基礎。唐德宗統治期間的政治決策和軍事行動,深刻影響了唐朝中期的歷史走向,也為後續的政局變化設定了框架。但是,正如歷史上許多雄才大略的君主們一樣,唐德宗李適的性格中也有其致命的弱點——那就是他為人剛愎自用,難以任人唯賢。特別是在781年,當奸相盧杞進入了朝廷之後,政治局勢急轉直下。

盧杞這個人善於阿諛奉承,卻心胸狹窄,很快他便得到了唐德宗的信任。由於聽信了盧杞的讒言,唐德宗錯誤地誅殺了楊炎和劉晏兩位能臣,這不僅削弱了朝廷的實力,也標誌著一個轉折點的到來。

隨著政治環境的惡化,原本對中央政府保持一定忠誠度的藩鎮逐漸失去了敬畏之心。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去世後,其子李惟嶽未經朝廷批准擅自繼位,並聯合魏博田悅和淄青李納舉兵叛亂。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唐德宗派出了馬燧和李晟兩位名將,他們成功擊敗了叛軍,田悅被圍困於魏州,而李惟嶽則被部下王武俊所殺。

此時,北方的局勢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湧動。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述職後,他的弟弟朱滔接替了他的職位。朱滔一直對朝廷心存不滿,在公開場合時常表達對中央政府的輕視,並藉機發洩心中的怨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不滿情緒逐漸積累,最終在781年達到了頂點。

朱滔抓住時機,聯合了成德的王武俊、淄青的李納以及淮西的李希烈——四位當時極具影響力的藩鎮領袖,共同發起了大規模叛亂。他們推舉了朱滔為盟主,意圖顛覆唐朝的統治,建立起新的秩序。由於這四位角色各自掌控著強大的軍事力量,他們的聯手使得叛軍聲勢浩大,這也給朝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