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封建史的前一千年裡,跨州連郡的地方士族才是政治舞臺上的主角。

他們躲在皇帝或割據軍閥的背後,實際操縱著華夏的歷史,比如蜀漢的荊益士族,東晉的門閥,西魏北周隋唐的關隴勳貴。

這些地方豪強掌握著大片的生產資料,進而操縱著絕大部分的社會生產,最終透過自己對社會生產的操縱影響乃至決定統治者的抉擇。

然而到了唐末,一個私鹽販子的起義將過去一千年裡這種士族與君主軍閥共治的局面打破了,而他的方法非常簡單,屠殺。

於是新的由小地主為主體組成的封建地主階級取代了士族留下的政治真空,進而為趙匡胤肢解節度使制度提供了經濟基礎的土壤。

從黃巢到趙匡胤,華夏的封建社會上層建築完成了士族共治到中央集權的轉變,實現了秦始皇千年前的野望,進而自上而下改變了整個民族的價值取向。

後世資料都強調科舉在宋朝崛起,然而科舉崛起的背後,是世家大族滅亡後中央權力的空前強大。

隨後這種強大又被元明清三朝一脈相承的政治制度持續強化,並最終讓華夏的歷史呈現出“唐事近古,宋事近今”的兩極分化局面。

這種經濟和思想上的小農化是封建時代的巔峰,然而也導致了當生產力發展到瓶頸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寸步難行。

小農化就像是一副巔峰造極的鎧甲,刀槍不入堅硬無比,但是當火炮聲響,就變成了一堆華麗的垃圾。

舉一個生物學上的例子,往往只有脊椎動物當中出現進化體型十幾米長的巨大生物。

根本原因在於脊椎動物的神經傳導速度極快,比如人類的神經傳導可以達到100米/秒,一般神經傳導速度越快則生物越靈敏。

無脊椎動物的神經傳導速度往往只有每秒1~2米,一旦體積過大則會移動緩慢。

泥盆紀的萊茵耶克爾鱟體長三米,卻只能在海底緩慢移動並且食腐。

對於生物來說只有腦結構還不夠,還要有著強有力的中樞神經,中樞神經所主導的神經傳導速度至關重要。

對於人類社會來說也是如此,國家政體出現之後就相當於社會結構進化出了大腦結果,之後的制度構建便是文明的中樞神經。

東西方成功的帝國政體都進行了集權政治的構建。

但是即使如此,對於一個古代大帝國來說,神經傳導還是過於緩慢了。

帝制雖然集權,但一旦穩定久了對地方的控制力度就會緩慢下降。

漢帝國由於地方政治制度的不夠完善,所以無法有效抑制豪門士族的崛起,後期皇權失德則天下動盪,權臣掌權則天下分裂。

唐帝國透過科舉制度使得官僚中樞得到了有力擴張,但仍然無力維繫府兵制度,只能建立募兵制度,透過雄厚的國家財力維繫邊鎮,結果後來發生了安史之亂。

對於基層的土地兼併,帝制王朝並沒有根本的解決方案。

當社會危機加劇,帝制王朝對於地方政治的控制力度也會顯著下降,雖然後期的封建帝制在地方管理上的政治架構已經非常成熟,但也只是延緩了這種局面的出現。

對於帝制王朝來說,一旦長期穩定,那麼一定會面臨控制力下降的問題,無論是軍隊戰鬥力的緩慢下滑,還是對於基層官僚體制的逐漸腐敗,都會加速這種下滑傾向。

導致神經中樞到達極限的另一個因素則是神經傳導速度,缺乏有效的資訊傳導方式的情況下,技術水平成為了一個關鍵瓶頸。

資訊傳導速度的較慢使得中樞系統的上下傳達受到了嚴重阻礙。

華夏曆史上較為成功的改革往往都是針對權力中樞結構的區域性改革,但凡想要立足中樞權力結構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