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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距日本東京不太遠的靜岡縣伊豆半島的伊豆山上，立有一塊“七士之碑”。所謂“七士”是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七名甲級戰犯。他們的部分骨灰被盜出，秘密埋葬於此，一九五九年正式立碑。一九七八年，又有人從此處取出少量骨灰，於愛知縣幡豆町三根山頂建了“殉國七士墓”。

德國和日本對戰爭的認識與擔當多麼的不同，人們把它歸屬於不同的文化。西方“罪感文化”主要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應來約束人的行為，日本“恥感文化”則主要是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約束人的行為。

德國總理勃蘭特憑弔波蘭二戰受害者紀念碑時，竟然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也未經事先安排而長跪不起！這一歷史性的鏡頭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豐碑！無論從個人境遇還是政黨歷史來看，勃蘭特似乎都用不到下跪懺悔。因為他是納粹的受害者，而他的社會*黨在二戰期間又是納粹壓制和*的重點物件。按理來說，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罪惡都推到納粹或其他在二戰中得意的政黨及其繼任者頭上，強調自己和社民黨是受害者。類似情形在我們周圍經常能夠看到。但他偏不，要代表一個民族去下跪懺悔。顯然，他是從這樣的角度來推理的：自己既然是一個曾經對全世界、對猶太民族犯過罪孽的民族的現任合法政府的首腦，是這個政府的繼承者，就應當為其過去所犯的罪過表示真誠的懺悔。

我們應該為他的形象定格：他跪在那裡，潸然淚下，為多少萬無辜的生靈，也為自己民族在過去所犯的罪孽。他是跪著的，但無須用仰拍的鏡頭，都能體現出他的偉岸高大，一個十足的精神上的巨人。跪著的勃蘭特使德意志的精神得到了昇華，勃蘭特向世間展現了他無比高貴的人格魅力。這是一種真誠的懺悔，猶太人、波蘭人民、世界人民因而接受了這種真誠的道歉。勃蘭特的個人威望不僅沒有受到損傷，反而因之使他個人和他的民族墊高了許多。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覺察到自己違背了那個“絕對的道德標準”，便會有一種深重的罪惡感，“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惡行不被人發現，自己也會受到罪惡折磨，儘管這種罪惡可以透過懺悔來得到解脫。”也就是說，“罪感文化”中的那個向善的力量是以自發和主動為主的，那邁向善心世界的腳步，無須他人的催促便在靈魂的深處不停地向前邁進著。

相比之下，“恥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羞恥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一個人感到羞恥是因為當他被當眾嘲笑或遭到拒絕，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無論哪一種，羞恥感都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力量。但這要求有外人在場，至少要當事人感覺到有外人在場。”這也就是說，“恥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動，因此，它的被動的成分是主要的。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時刻需要有外部的輿論壓力才能保持住“惡行所帶來的羞恥感”，才會促其小心翼翼地處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壓力，“恥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會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樣大。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帶血的頭顱（10）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說的那樣，在“罪感文化”下，常見的社會現象是人們習慣於懺悔。人們透過懺悔來獲得靈魂上的罪惡感的解脫，進而達到心靈的淨化和提升。與此相對應，在“罪感文化”中，人們也讚賞勇於承認錯誤、公開道歉和真誠悔過的行為。二戰之後，德國的政府官員面對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猶太人受難碑前的行為，便贏得了人們的理解和認同。反過來，這種讚賞懺悔的做法，又對主動、自覺、勇敢地承認過錯產生出激勵作用，從而強化了“罪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