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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潘問道：“我心中一直有個疑問，不知道當講不當講。我們進警校那會兒，老師告訴我們警察的任務就是‘淨化社會，減少犯罪，最終消滅犯罪’，這麼多年大家好像也都朝這個目標在努力，但我怎麼覺得這罪犯像野草似的，打擊了一茬兒又冒出來一茬兒，好像都沒個完了，你們讀書多，說說什麼情況下才能消滅犯罪啊？”

大軍在一邊開玩笑說：“犯罪都消滅了，你老潘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咱們都脫了衣服回家種田去。”

我那段時間正好在看一些犯罪學方面的書，就接著老潘的話題往下說：“其實犯罪現象是否可以避免在西方早就成為人家不屑於討論的問題了。咱們國家有些人老不承認純粹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照我看啊，這犯罪現象就是不可能被消滅的。”我看大家沒當我胡說八道，繼續說道：“就像人的本性是用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益成為經濟學理論的前提一樣。在犯罪學上我們必須得承認犯罪現象是不可能避免的，因為人總是有慾望的，不管是生理上、情感上還是物質需求上，更別說某些變態的人了。就算將來咱們跑步奔小康甚至共產主義了，物質精神生活得到極大的豐富，還不是有人會在規則外需求慾望的滿足？各取所需不能等同於為所欲為，世界大同不可能消滅犯罪。”

老潘一樂：“看來我們這飯碗還一時半會兒丟不了。那你說，如果壓根兒就消滅不了犯罪，我們現在還努力抓個什麼勁兒啊？還有，現在一發個大案子無論群眾還是媒體，頭一個就先罵警察監管不力，然後再用輿論做鞭子抽著兄弟們去辦案，你說這又是什麼道理？”

我說：“消滅犯罪是一個極限，不能達到，只能接近。我們的任務就是力圖接近那個極限。說白了，就是控制犯罪。咱們國家正處於經濟轉軌期，社會問題多了去了，貧富分化、腐敗、地區差距、失業、下崗、農民貧困再加上一個邪教組織，哪樣不可能成為滋生犯罪的溫床？警察作為一個職業和國家機器的一個零件，沒資格承受也承擔不了這麼大的責任。當然，穿上這身制服，就得努力做好咱們的本分，發現一個抓一個，把犯罪牢牢地控制在社會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內。”

“好了，好了，都忙活一天了，還談這種話題做什麼？”大軍把酒杯一舉，提議大家換個話題。同志們紛紛贊成，馬上開始討論東城和西城哪邊的燒烤更好吃了。

藍色理想和我們都曾經寂寞的成長

七月底，早早陪新任局長從加拿大考察那邊的警務狀況回來了。大飛和我設宴給我們的外事警察接風。飯桌上，大家照例要開一番早早的玩笑，比如問他外國的月亮圓不圓，外國的女孩子眼睛電力足不足，等等，目的無非是把我們的小帥哥整個臉通紅。

早早和我們談了在國外的種種見聞，而且給大家帶來一個好訊息：局裡和那邊的警察部門簽訂了交流培養的協議，以後只要透過了業務能力和英文的考核，大家都有機會去那邊的警察學院培訓併到當地警察部門實習。

阿軒用質疑的口吻問道：“早早，那邊收交通警察麼？”早早說：“收啊，什麼警種都有對應的接受部門，而且都設計有系統的課程。”阿軒先是滿足地一笑，瞬間又警覺起來：“你小子會不會這次去已經和別人談好了，可以馬上近水樓臺啊？”早早靦腆地一笑，說：“我不想去那邊再鍍什麼金了，自己本來就是學英語的嘛，現在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參加派往海外的維持和平警察部隊，能代表我們國家警察的形象在海外執法，很有意義啊！”

“大飛哥哥，你的理想是什麼？”我問大飛，“莫非依然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大飛思考了一下，答道：“參警以來對隊伍有很多失望的地方，但是真要離開還是很捨不得的。這些年寫了不少公安通訊，見識到了很多連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