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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

郭沫若開始感到矛盾、痛苦，感到疑惑不解和無所適從了。他不知道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可又不得不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林彪已有言在先，對於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要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既然如此，郭沫若還有什麼話說，又還能夠作出什麼別的選擇呢？

此時，已經有些大學生開始貼批判郭沫若的大字報了。

郭沫若雖可謂“身經百戰”，大風浪裡行過船，可眼前這樣的場面還真是第一次。這一次，真讓他切身感受到了什麼是“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大潮大涌。

周恩來知道了有人貼郭沫若大字報的情況，十分關切，十分著急，立即把郭沫若列入應當保護的一批幹部名單之中，並送毛澤東審批。

毛澤東很快批准了這個名單。在毛澤東眼裡，“郭老”還是革命的！他既不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雖然絕對是“學術權威”，可還戴不上“資產階級”的帽子，而且運動開始時也很積極，表過態要“燒書”，這樣的同志和老朋友是應該保護一下的！

就這樣，郭沫若在運動高潮期才免除了批鬥之苦。

為了報答毛澤東周恩來對自己的保護，郭沫若此時只有要求自己更好地支援和參加“文化大革命”，並且努力用自己的言行來證明這一點。

7月4日，“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召開。郭沫若是中國代表團團長。當時，各國作家都不知道中國究竟是怎麼回事。人們惶惶然，到處亂糟糟，中國要搞“文化大革命”。何謂“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要“革”資產階級的命？還是乾脆要“革”一切文化的命？郭沫若這樣的中國大作家要燒自己的書，還開什麼“作家會議”？……一連串的問題在到會的亞非作家們頭腦中盤旋。

其實，何嘗是這些外國作家，國內的作家以至所有文化人頭腦裡誰沒有這樣一連串問題？

郭沫若感到有必要把問題說清楚，替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作一些解釋。

他以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會上向與會的各國作家闡述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義、方針政策。同時對自己說過“燒書”的意思作了說明。他說：“……我說用今天的標準看來，我以前所寫東西沒有什麼價值，嚴格地說應該燒掉。我這番話傳播出去，出乎意外地驚動了全世界。有不少真誠的朋友對我表示了深切的關懷，我向他們致以謝意。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現代修正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刊物上，卻捲起了一陣相當規模的反華浪潮。它們有意歪曲我的發言，藉以反對我國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評家，說我是被迫檢討，要燒自己的書，比兩千多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還要殘暴和傲慢”，“我檢討了我自己，……這是我的責任感的昇華，完全是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作為對人民負責的革命作家要不斷地進行自我改造，不斷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在我們這裡是極其正常的事……”

我們現在也很難體認郭沫若說這番話時的真實心情。國外當然有“反華勢力”，“反動派”要“反華”，都不值得奇怪。但是，當時國際上很多人包括一些親華的朋友對中國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別是對郭沫若說的要“燒書”，簡直感到驚訝。歷史上只有兩次著名的“燒書”，一次是中國古代的秦始皇，另一次則是現代德國的希特勒。這都是與人類的文明和進步為敵，是極野蠻極殘暴的行為。難道今天的中國還要重演這一幕歷史嗎？郭沫若當時對“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成什麼樣子，究竟會搞成什麼樣子，自己心裡也是沒有底的。但是，他不能不站出來說話，替共產黨和毛澤東做一番解釋。對此，儘管這些話，不免帶有飾非的成分，而且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