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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懷疑在這些表面行為的背後有著更多不為人知的動作，而且能源可能並不是唯一的動機。不過，以色列一直在密切監視著這些進展，並且獲得了關於周邊國家軍事化的詳細情報，尤其是位於巴格達附近圖韋薩（al…Tuwaitha）的塔穆茲（Tammuz）核設施，即更為有名的奧西拉克（Osirak）核電站。以色列同樣在本國的核武器計劃上投入了巨資，同時對一套法國設計的、射程超過200英里的導彈系統進行改造。到了1973年贖罪日戰爭時，以色列被認為已經建成了一座擁有13枚核彈頭的軍火庫。

對於這些行為，在必要的時候，西方國家會裝作看不見。例如對伊拉克，英國在70年代初的結論是：“儘管令人感覺壓抑和非常不快，但是目前的政府似乎控制得很好。”這是一個穩定的政權，因此英國可以與之做生意。同樣地，巴基斯坦的活動也無人理會。該國於70年代在地下修建深層設施，以便進行秘密實驗，並且最終成功試爆。他們在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的拉斯庫山（Ras　Koh）開鑿了五條深入地下的平行隧道，每一條都能承受2萬噸的核爆威力。巴基斯坦的科學家遺憾地說：“西方國家堅信，像巴基斯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永遠不可能掌握這一技術”，然後　“執著而興奮地把所有東西都賣給我們……他們真的是在央求我們買他們的裝置”。事實上，像美國、英國和法國這樣拒絕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和約束的國家，很難看到他們的核擴散行為遭到嚴厲的指責。他們對那些偷偷摸摸進行核試驗的國家感到惱火，但事實上，隱藏在這些虛偽的發達國家背後的，是爭先恐後掠取現金或廉價石油的狂熱。

控制核材料擴散的努力也是敷衍了事。1976年，基辛格建議巴基斯坦停止它的（核材料）回收專案，而使用正在伊朗修建的美國設施。該設施的提議者正是迪克？切尼，意在使之成為本地區的能源樞紐。當巴基斯坦總統拒絕了這一提議後，美國威脅要中斷對該國的援助。

基辛格也開始重新考慮，允許外國政府獲得構成核力量基礎要素的技術及方案的做法是否明智。“我對伊朗（建造和反應堆的）交易感到十分厭倦，”他在1976年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這樣說道，儘管他在這一交易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雖然我批准了它，但我明白無論在哪裡這都是場騙局……我們是唯一一個頭腦發熱、不切實際的國家，幹著違揹我們國家利益的蠢事。”

在華盛頓，越來越多的類似觀點表明美國已經陷入了困境，而且還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也清楚地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並隨後指出：鑑於與其他國家的政治關係已經破損，“美國眼下沒有任何可以取代伊朗的潛在盟友”。儘管伊朗國王的政權飽受批評，儘管西方媒體不斷指責伊朗警察機構薩瓦克的殘忍行徑，美國政府仍然給予該國明確而堅定的支援。卡特總統在1978年的新年前夜作為晚宴嘉賓飛到德黑蘭。總統說道：“在這個日益混亂的地區，只有伊朗是一座穩定的島嶼”，這要歸功於“國王的偉大領導”；這個國家的成就“依賴於陛下本人，依賴於您的領導，以及您的人民對您的敬佩和愛戴”。

這與其說是懷揣理想，還不如說是對現實的視而不見。每個人都清楚風暴正在醞釀。在伊朗，人口增長、快速的城市化以及專制政權的鋪張浪費，釀成了一杯有毒的雞尾酒。習以為常的腐敗，使得用來建造反應堆的數億美元“佣金”統統落入了王室成員以及政治親信的口袋。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德黑蘭的局勢岌岌可危，越來越多的人湧上街頭抗議社會不公和生活成本的增加，原因是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