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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僅僅是幾個因觀點（不如說出身）而加入的相同派性組織中的人，不屬這一範圍的，兩年多來沒有過任何接觸，甚至沒見過一面。“革命”掀起的波瀾使同學關係冷卻成了路人，“紅五類”、“黑五類”的劃線傷了同學間的感情，十幾歲的人之間竟一本正經地築起了階級的壁壘。現在回到學校，各自的角色仍在繼續扮演。

一下子，我忽然感到我們真的長大了許多，倒不是班裡很多同學抽菸了，也不是同學中敢於公開談論找女朋友了（三中是男中，兩年前這是最大的道德問題），而是第一次覺得，與有些同學在一起無話可說，感到彆扭。兩年前我們從沒這種感覺，同學合得來就一起玩，合不來自然會分開，哪裡感覺過冷場的難堪和深深的隔閡呢？何況這難堪和隔閡來自於我們根本不懂而自以為很懂的政治原因。

　課不可能復起來，因為我們六六年就該畢業，無書可讀了。革命卻要不斷的鬧。到校才幾天，“校革籌”就宣佈了下一步的“鬧”法——畢業分配，四個面向。班上幾位紅五類早已面向藍天，到蘭州入伍當空軍去了。還有幾個到工廠、升學校的名額該給沒走的“紅五類”或別的次一等的“紅外圍”去分了。毫無疑問，我只有面向黃土，下農村。不過當時還講究個“自覺鬧革命”，須得你自己報名申請。

終於有人報名了。班上第一個如果除去韓凱詩，（他早在十月隨全市第一批自願者去了靖縣。）就是王源釗了。我是劫數之內的，聽說湖區比山區好；我找楊覓知商量一下，決定還是早報為好，去常德縣牛鼻灘。

　楊覓知和我兩年多來形影不離。他的家庭我不瞭解，我們在一起玩，從不打聽對方的家庭出身，似乎都怕傷了對方的面子，但有一種朦朧的感覺，使我們互相視為同道。早在初三讀書時學校貫徹階級路線，我們就預感到前途堪憂，正好又看了部電影《軍墾戰歌》，便萌發去新疆的熱情。我們在圖書室翻了不少有關新疆的資料，看到一篇關於石河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勞模王宗漢的報道，於是寫了封信給王宗漢。請他幫我們聯絡去新疆。不久，回信來了，他給我們的滿腔熱情潑了盆冷水。那報紙上的勞模不見了，他勸我們不要來支邊，那裡不象電影裡唱的，邊疆無處賽江南。現在一想，這個王宗漢真是位實實在在的農民漢。他其實不回信也算是盡了良心了，他怕因他的事蹟誘導我們誤了前程，回信給我們講真話，勸我們莫去走西口，那是受苦人的歸宿，他就是從陝西流浪去的。但是我們少年氣盛，去新疆的念頭始終纏繞心頭。

六七年二月，趁著串聯坐車不要錢，又一次煽起熱情，還邀了韓凱詩跟我們一起走。臨上車前一刻，韓的媽媽追到車站。站外廣場的燈光暗淡，她好容易尋到我們，就象生離死別一樣，流著淚把韓拉回家，還把我們數落了一頓，弄得我們跟人販子一樣難堪。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和楊覓知面面相覷，豪興頓挫。誰都是父母生的，我和楊覓知上了火車，各想心事，一晚無話。到了武漢下車玩了七天，又回來了，再提不起到新疆的話來。

　現在下鄉就不是我們想不想去的問題了，非去不可。你能挑選的只是湖區、山區。正當我們還在七想八想，卻沒想到，沒過幾天，史山明竟毫不猶豫地宣佈，他要下農村。這實在是意外，他的出身那可是在班上紅光四射的。雖如此，聞革兩年中他卻是紅五類中唯一跟我們經常來往的朋友，他身上一點都沒有那種自來紅的氣息。他報名下農村，對我們似乎是個小小的安慰，畢竟我們這批人的家庭不是清一色的２１種人，替我們遮了醜。史山明報名下鄉是因為他在學校最亂的一段時期，把學校的鋼印搬到自己家去了。什麼假證也沒造，為自己掙了個幹壞事的嫌疑，受到工宣隊的壓力，所以36計，走為上計。這在我們看來，真不算事，他都說要走，那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