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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寧南侯左良玉在崇禎年間就已是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詔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開讀成禮。

上行下效，南明其他將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將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為念。（未完待續。。）

第九百零一章天下戰事（六）

其實從本質上來看，高傑、左良玉等武將的藩地割據形成，本不是在為明室收復“失地”中作出過什麼貢獻，而是在“策立”上對朱由崧個人有功。就弘光而言，也需要憑藉他們的兵力懾服江南士紳；這些武將們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輩所立，從此驕悍跋扈，一味麕集於南直隸江北地區爭奪“善地”以自肥，進而挾制朝廷。

因此說，這樣的軍隊，不要說進行北伐收復失地了，連自保南明也都是難上加難了。

弘光這個南明朝廷，就是由武將擁立和操縱，皇帝和文官們從來駕馭不了武將。武將既不以是否為國出力受賞罰，而是靠挾制朝廷加官晉爵，一旦形勢不利，就會倒戈相向，保全自家富貴。

總而言之，南明立國之初，底子就沒有打好，作為關鍵人物的史可法沒有斷然決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權穩住大局，收拾殘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當不上皇帝的危險，急忙派人召鎮將擁立，授以“定策”之名。從此武將專政，國已不國。

而軍閥之間又是矛盾重重，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文臣或依附某一軍閥為靠山，或束手無策，放言高論者有之，引避遠遁者有之，只能坐看江河日下，國土淪喪。

此外，文臣們的內鬥也是愈演愈烈。

在明末，黨爭已經成為朝政的“主旋律“。它貫串於萬曆以後整個朝廷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續到南明。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間黨爭基本上限於在朝、在野的官紳當中；隨著弘光朝建立以後。軍閥勢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將為靠山，使黨爭變得更加複雜尖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黨爭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弘光朝從醞釀建立開始，就發生立福、立潞的爭議，實質上是不同利益集團為爭奪新政權壟斷地位的一場爭鬥。

弘光即位以後，全國其實已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大平、大順、以至張獻忠的大西政權都面臨一個爭取人才為己所用的問題，弘光政權也不例外。

在爭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較清醒的。當他起草監國詔書時，原稿起用廢臣一款內有“除封疆（指任職期間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計典、贓私不準起用”一語，他認為“國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匯徵宜廣，未可仍執往時之例”，把這句話刪去。可是當一兩天後正式釋出時，連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仍照原本發出。

要知道。現在全國有經驗的官員是屈指可數的，所以在這時候，應該按照三國時期曹操所制定的“唯才是舉“來籠絡人才，而那些人才的小毛病就應該暫時先放在一邊。

可是南明的這個做法，立刻把這些身有瑕疵，卻有能力的官員都拒之門外，推向了敵對勢力的這一邊了。

可是集中於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薈萃之地的一批官員（他們大多是東林——復社人士）有一個如意盤算：一方面趁著北都陷沒。朝臣除極少數“死節”以外幾乎都投降了大順和大平政權成為“從賊偽官”；另一方面又以不準起用“逆案”等舊例為理由，阻擋另一批在野官紳入仕。這樣可以為自己控制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鋪平道路。

由於歷史的原因，這些東林——復社官員擔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勢。然而朱由崧不得不憑藉武將們的支援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將無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武將們的遙控朝政，使東林——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