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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名。嘉佑元年（1056年），歐陽修上書皇帝趙禎，極力稱讚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鏡言正論”，包拯由此得到重用；但沒多久，他卻又親自“彈劾包拯”。

嘉佑四年（1059年）3月，趙禎任命張方平為三司使，被包拯彈劾掉。趙禎又任命宋祁，但包拯也認為不合適。趙禎見自己的兩次任命人選都被包拯彈劾掉，不僅不惱，反而樂了，哈哈一笑：“得，原來啊，就你包拯這傢伙，最合適！”，立刻任命他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包拯竟然不懂得“謙虛婉辭”，絲毫不推託，滿口答應。

歐陽修對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的行為十分憤怒，馬上寫了《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批評“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素少學問”，直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懷疑包拯品行不良，強烈呼籲趙禎不要重用包拯。

一時間，“外議譁然”。包拯也嚇壞了，躲在家裡，不敢上朝。

雖然趙禎不改成命，但包拯顯然不想與“昔日推薦人”發生正面衝突，躲了歐陽修很長一段時間，才走馬上任。後來的事實表明，包拯在這個職位上幹得相當出色，“其政嚴明”，“人品之高，出處之正”，“足以師表後世”，連司馬光都稱他“剛而不復”，不愧被後世稱為“包青天”。

包拯傳世的詩篇只有一首：“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翰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比起　“詩詞文史通才”的歐陽修來說，不僅是“素少學問”，簡直就是“毫無學問”了！――這，大概也是兩人談不到一塊去的緣由吧？兩人年紀相仿，泛泛共事二十多年，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

而范仲淹比歐陽修大18歲，二人卻一見如故、惺惺相惜，成了忘年之交。

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評時政，得罪宰相呂夷簡，被貶饒州。剛剛進入仕途、年僅二十出頭的歐陽修挺身而出，為他仗義疏言，結果也被貶了職。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也興致昂然，積極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到慶曆五年，範、韓、富等　受到排擠陷害，相繼被貶，歐陽修又站出來，“慨言上書”，堅持要為范仲淹、為“慶曆新政”討個“說法”。這次又觸怒了權貴，受到重罰，甚至被扔進監獄，最後被貶為滁州知州。

歐陽修到滁州後，工作之餘，常常到琅琊山上的一個亭子中喝酒，飲少輒醉，自己取了個“醉翁”的名號，並給亭子起名叫“醉翁亭”。慶曆六年（1046年），也就是“慶曆新政”失敗後的第二年，范仲淹在鄧州寫了《岳陽樓記》以自勉，歐陽修在滁州也寫了《醉翁亭記》，與朋友遙相呼應。

但這兩篇文章，風格迥異。《岳陽樓記》通篇寫“憂”，“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醉翁亭記》純是寫“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樂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其樂無窮也”。這也足見兩人性格上的差異：范仲淹壯懷激烈，而歐陽修則豁達灑脫，“傷疤一好，就忘了痛”。

范仲淹去世之際，歐陽修悲痛欲絕，親自制作了《範公神道碑》以資紀念。但在歐陽修晚年，因“濮議之爭”與范仲淹兒子範純仁政見不同，爭執中產生嫌隙。範純仁擅自刪削了歐陽修視為珍寶的《範公神道碑》，更令歐陽修傷心、氣惱之極。從此，兩家不再來往。一段熱烈而純正的“世交友誼”，在政治風波中完全被扭曲，就這樣黯然寥落、嘎然而止了。

范仲淹逝世後，歐陽修對“政治改革”也失去了熱情，而將所有的熱情都投放到了“文學改革”上。嘉佑二年（1057）二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主持進士考試，開始改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