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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要錢我這裡有。魯老太太說：“並不是等錢用，而是氣他們的這種行為。”接著又嘆道：“只當我少生了他這個兒子。”

周作人稱呼母親為“魯迅的母親”、“魯迅的老太太”或“魯老太太”。魯迅去世的第二日，周作人給學生講了一節課後，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

1936年10月，北大召開悼念魯迅大會，會上，周作人稱呼母親為“他（魯迅）的母親”，與會的老舍聽到後極為反感。後來老舍在一次紀念魯迅逝世的會議上提到周作人時說，這種人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肯承認，何況國家。

常風回憶，1938年夏，葉公超回北平接家眷，並受中央研究院和北大之託敦促陳垣和周作人南下。葉向周說明來以後，周表示：“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維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然後說舉家南遷的種種困難，“魯迅的母親和他的女人都要靠我養活，老三一家也靠我養活。”常風“聽到他提到自己的母親時竟然說是‘魯迅的母親’很覺著驚愕，以後和他談話談到南行的話題時有兩三次他談到周老太太時也是說‘魯迅的母親’”。談話結束後，常風仍耿耿於懷：“我一路走著想起周作人稱他們弟兄三位的母親為‘魯迅的母親’，好像是在說什麼不相干的人的老太太，感到十分刺耳不解。”

晚年，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這樣寫道：“魯老太太是魯迅的母親，她的母家姓魯，住在會稽的安橋頭，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魯的。”之後，再提及母親的地方，他一律稱呼為“魯老太太”。

俞芳在《談談周作人》中回憶：“太師母（魯老太太）也常談周作人的長處。她說，老二很愛整齊，他的抽屜，總是整理的整整齊齊的，他包的東西，稜角分明，捆紮細緻。他的性格和順，遇事很好商量，對人謙和……老大（魯迅）進三味書屋讀書時，是給他買了一張有兩個抽屜的書桌的。當時在三味書屋讀書的學生，都是用這種書桌的。而老二（周作人）進三味書屋時，因為家用緊，沒有給他買書桌，只從家裡搬去一張沒有抽屜的方桌供他使用，他起初有些不高興，認為不像樣子，怕別人見笑，但一經和他說明家境困窘等道理，他就沒有什麼意見了。”“老大去南京讀書時，太師母曾借貸湊了八元錢給他，而當老二去南京時，太師母連八元錢也難籌措了。老人家鼓勵他說：‘窮出山，富……’（這句原話我記不完整了，意思時：窮人家的子弟讀書刻苦，有成就；富家子弟貪圖享受，讀書不刻苦，學不好。）他能理解家裡的難處，拿了點路費，就高高興興地上路了。”

俞芳回憶：“太師母有時也談周作人的不足之處，她說老二從幼小時起，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顧，養成了他的依賴性，事事要依賴家裡人，特別是依賴老大。他對家庭沒有責任感，在他心裡，家裡的事，都應該由老大負責，與他無關。”這大概也是周作人稱呼母親“魯迅的老太太”的原因之一。

魯迅南下後，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條探望自己的母親。有時母親身體不適，就由羽太信子或羽太芳子去看望。他們僅給魯老太太開些阿司匹林之類的藥物服用。

1932年，魯老太太大病一場，剛開始，周作人等人並未重視，後來病情日漸嚴重，才請醫生出診兩次。母親病重後，周作人忙給在上海的周建人寫信，告知母親生病。魯老太太託人給魯迅發去電報，魯迅便趕回北平。而魯迅一到，周作人便放手不管了。

俞芳回憶：“魯迅逝世的電報到達八道灣後，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條，通知太師母。事後，太師母對俞藻說，那天，老二和宋紫佩同來，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