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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身處。曼德爾斯坦姆的一首詩述說過這種擔憂： 我被賦與了身體，我當何所為？ 面對這唯一屬於我的身體？ 為了已有的呼吸和生活的 寧靜歡樂，我該向誰表達感激？ 我是園丁，也是一朵花， 在世界的牢獄中我並不孤單。 永恆的窗玻璃上，留下了 我的氣息，以及我體內的熱能。 那上面留下一道花紋， 在它變得模糊不清以前。 但願從凝聚中流逝的瞬間， 不會抹去心愛的花紋。 赫拉克勒斯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遇到的問題是決斷自己的肉身應有何種幸福，昆德拉透過托馬斯與兩個女人的故事，把赫拉克勒斯的決斷變成了一個現代之後的個體生命事件。托馬斯選擇了特麗莎，他承認自己的幸福來自特麗莎身體的沉重。 托馬斯知道，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拋棄快樂的房舍，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放棄他的天堂和夢中女郎，他將背叛他愛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隨特麗莎離去，伴隨那六個偶然性所生下來的女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256頁） 昆德拉的故事結局看起來與蘇格拉底講的故事的結局一樣，其實不然。托馬斯的覺悟過程，是特麗莎的身體和靈魂受傷的過程，托馬斯的幸福摻加著特麗莎的不幸。 特麗莎經歷的是一次涼徹心骨的傷害，痛不欲生的心碎……特麗莎本是阿蕾特那類天生麗質而又十分懵懂的女人；她不懂托馬斯式的性漂迫；不懂為了身體而身體的倫理原則採用的反抗媚俗的藉口。托馬斯對他說過好多謊話，特麗莎都曾經當真了，她的生命被這些美麗的謊話搞得破碎不堪。從與托馬斯的生活中，特麗莎體悟到自己曾經以為的幸福不過是悲涼。特麗莎本來以為，遇到托馬斯，自己不僅會給他帶來美好的聲音和景緻，自己也會擁有美好的、牧歌般的幸福——阿蕾特對赫拉克勒斯期許的、也是阿蕾特希望自己擁有的幸福，但從對托馬斯的痴愛中特麗莎得到的只是身心俱悴。她發覺自己身體上的靈魂像一條蛛絲般的細線，很容易斷裂，一不小心，就會跌入使自己的身體變得毫無意義的地方。特麗莎傷心地發覺，牧歌般的幸福只有在人與動物之間才可能尋得： 沒有人能給其他人一種牧歌式的禮贈，只有動物能這樣做。動物不是從天堂裡放逐出來的。狗和人之間的愛是牧歌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317頁） 考夫曼用電影語言講述特麗莎把卡列寧抱去埋葬時，配上了捷克作曲家雅納契克（Janacek；　1854—1928）的《絃樂牧歌》中最悲涼的一章（Idyll　for　string　orchestra；　V。　Adagio）。特麗莎埋葬的不是卡列寧，而是她對美好生活的想象。特麗莎身體的悲哀留給了薩賓娜，在這牧歌般的悲哀面前，薩賓娜對媚俗的銳氣第一次啞然了。 特麗莎在現代之後的季候中的受傷——那高於美，甚至高於真和善的這一個身體靈魂的受傷，使她的身體成為一曲哀歌——那必死的肉身和靈魂在愛中活過所見證的破碎和毀滅譜寫的哀歌。即便詩的語言也沒有能力觸及這美好的身體靈魂遭毀滅的哀情，只有無詞的歌聲才能蘊涵。 傷害並沒有讓特麗莎放棄自己的身體倫理原則；改變自己的個體性情。她的受傷就是她的成熟，成熟到她的身體靈魂更加清純透明——經歷過並懂得了人生中的汙濁和破碎的清純。這清純成為凝重的信念：仍然相信人生中畢竟有美好的幸福和景緻。 馬丁？路德的一句話曾表達出這種出死入生的信念的呼吸： Und　Sollte　morgen　die　Welt　untergehn；　ich　pflanze　noch　heute　ein　Apfelbau　machen！ （即便這世界明天就要毀滅，我今天仍要種下一株小蘋果樹！） 雅納契克晚年寫過一部鋼琴小品集《獨自在花葉叢生的小路上》（Po　Zarostlem　Chodn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