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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脊上排著隊閃閃發亮。也許這已經超過了書房的標準，接近於藏書樓的性質，因為他還有一冊精印的書目，普通的讀書人誰也不會把他書房裡的圖書編目。”

又如周作人在北平八道彎的書房——苦雨齋（後更名苦茶庵），梁實秋寫道：“書房佔據了裡院上房三間，兩明一暗。裡面一間是知堂老人讀書寫作之處，偶然也延客品茗，几淨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文房四寶井然有致。外面兩間像是書庫，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圖書中西兼備，日文書數量很大。”說完周家的書房，梁實秋接著發了一句意味深長的感嘆：“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麼會掉進了泥淖一輩子洗不清！”

再如聞一多的書房，梁實秋評價為“充實、有趣而亂”。“他的書全是中文書，而且幾乎全是線裝書。”“主人要作考證，東一部西一部的圖書便要從書架上取下來參加獺祭的行列了，其結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師椅上，全都是書。那把太師椅玲瓏幫硬，可以入畫，不宜坐人，其實亦不宜堆書，卻是他書齋中最惹眼的一個點綴。”

1933年，豐子愷自己設計的緣緣堂建成。五年後，緣緣堂毀於戰火，豐子愷對這個鄉間住宅有這樣一番細緻的追述：“正南向三開間，中央鋪方大磚，供養弘一法師所書《大智度論·十喻贊》，西室鋪地板為書房，陳列書籍數千卷。東室為伙食間，內通平屋三間為廚房、貯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樓正寢為我與兩兒女的臥室，亦有書數千卷。西間為佛堂，四壁皆經書。東間及後樓皆家人臥室。五年以來，我已同這房屋十分稔熟。現在只要一閉眼，便又歷歷地看見各個房間中的陳設，連某書架中第幾層第幾本是什麼書都看得見，連某抽斗（兒女們曾統計過，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隻抽斗）中藏著什麼東西都記得很清楚。”豐子愷建緣緣堂花了6000元，他說：“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宮來同我交換，石季倫願把金谷園來和我對掉，我絕不同意。”

據鄭振鐸統計，上世紀30年代，上海大約有30％的店夥計或堂倌一類從業者居無定所，甚至連固定床位也沒有。他們白天把鋪蓋捲起來，置於角落。晚上關門後，再取出鋪蓋鋪在地上或櫃檯上睡覺。還有約40％的人雖有固定床位，卻不是正經的屋子。一樓一底的房子竟然可以住六家人。鄭振鐸眼見的一處是這樣一種“佈局”：“最闊的兩家，一家佔了樓上的客堂，一家佔了樓下的客堂。其次是亭子間的一家，其次是樓梯下的餘地是一家，樓上梯邊餘地又是一家，廚間是一家。”

1934年，荊有麟對南京的街面有這樣一番觀察：“每一座洋房的旁邊或附近，好像是規定似的，總有一些茅草屋。洋房裡的主人翁，出入是汽車，不用說，很闊氣了；而他的芳鄰，卻不是拉車的，就是種菜或者做小生意的。以我想：大概十個茅草屋人家的一月勞動，不能夠一座洋房內的主人的一日開銷，因為很有些洋房內弄‘中’、‘發’、‘白’，往往幾小時的輸贏，就在幾百元以至幾千元以上呢。”

抗戰勝利後，黃裳作為記者去南京採風。在一家舊書店閒逛時，聽老闆說起大漢奸陳群的“澤存書庫”，便去造訪。那裡已成為中央圖書館的一個閱覽處，黃裳被引入一間小巧玲瓏的客廳，“裡邊佈置楚楚，沙發古畫，不染纖塵。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頗有幽趣”。

1935年，丁玲被捕出獄後，曾借宿於林學家傅煥光在南京中山門外苜蓿園的房子，這房子位於傅的私人農場的庭園中。庭園內有果樹、紫藤及一些名貴花木，實際上是一個苗圃。傅家的房屋大小十幢，其中茅草蓋頂的幾間日本式房屋，牆壁呈粉紅色，冬暖夏涼。窗外林木成蔭，前面有一塊大空地，四面是竹子圍籬。園內的房舍，除傅家自住外，尚有一些餘房被特務頭目徐恩曾（傅在南洋公學時的同學）借走。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