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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謝。（見附件十六）

上述同一期《南方合作》載文說：“１９８６年的北京ＴＣＤＣ###在歷史上擁有兩個‘首次’，即：ＴＣＤＣ　特別局首次組織如此大規模的區域間　ＴＣＤＣ　會議；南南合作首次得到聯合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贊助，該部政策、規劃與發展計劃司司長葉成壩先生親自參加了此次###。”（見附件十一）其實，還應加上第三個“首次”，即技合部首次將聯合國經常方案預算的一部分用來贊助南南合作。這第三個“首次”也是重要的，因為，此後聯合國明文規定可將經常方案資金用於　ＴＣＤＣ？燻在我任滿回國以後，該部在這方面的贊助仍在繼續。這也許可說是我“利用職權”對南南合作所作的一點貢獻吧！

透過這幾次ＴＣＤＣ會議，技合部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使該部的技術能力更為人所知。與會代表們紛紛向我提出由該部派人去執行專案的具體要求，從而引來不少供該部執行的國別專案。１９８７年７月在紐約召開的檢查ＴＣＤＣ高階別委員會會議透過了表彰開發計劃署和技合部等對南南合作作出貢獻的國際機構的決議。埃及等國代表發言中特別讚揚技合部，說有些國際機構對促進南南合作只講空話，不見行動，而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則用實際行動推動南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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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發展常繫心中（1）

1973年６月我參加第２６屆世界衛生大會並經過調查研究之後，曾積極建議我國接受作為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的世界衛生組織的援助。由於中國當時的歷史背景，我的建議沒有被接受，我無法理解，一直為此感到惋惜。終於，情況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得以融入國際社會，我們不僅可以接受國際援助，中國籍的副秘書長居然可以領導聯合國主持技術合作的一個部！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

根據我以往的認識與進入技合部後的切身體會，對於一個主權國家來說，接受多邊援助在政治上遠比單邊援助有利：第一，這裡沒有“施主”或“恩人”，技術援助的捐款由聯合國有關機構管理，出錢多的國家並不能有更多的發言權，更不能進行控制，受援國只知道聯合國在援助它們，而聯合國是不允許以“施主”或“恩人”自居的；第二，受援國不喪失主權，執行援助專案的機構以及派出的專家不得干涉受援國的內政，會員國還可以在聯合國的立###上提出意見甚至批評；第三，援助的目的是促進受援國自力更生，免費轉讓技術是其重要措施之一；第四，透過聯合國有關機構為執行專案而安排的出國考察與學習不產生對等一類問題。正是由於以上種種因素，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動成立從事多邊援助的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上任之後，我發現，該部的強項，諸如自然資源與能源、遙感、人口、統計以及公共行政中的審計、稅收及財務管理等等，都是我國國內急需吸收國際經驗的領域，為什麼不好好利用這個近水樓臺呢？　因此，只要有機會，我就向國內有關部門宣傳，推動我國與該部的技術合作。

雙方的合作發展得很快，技合部在它主管的各個領域都同我國有關部門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至我１９８８年年初離任返國的前數年，我國成為該部執行專案最多、每年專案總價值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我司國別規劃與評估處的統計，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及１９８６年，該部在中國執行的專案的總投入年均４５４萬美元，所執行的專案分佈於統計、自然資源與能源、人口、公共行政等領域（不包括用聯合國經常方案資金支付的臨時派遣的專家諮詢及技術合作國際會議的費用等）。

技合部上述為執行我國專案平均每年４５４萬美元的總投入佔該部同期向世界１５０個受援國執行的專案總投入的４％，是一個名列前茅的百分比。另一方面，從中國的“指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