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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預支稿費300　元可以過日子；他有萊爾·薩克森、比爾·斯普拉林和本·沃森等朋友家可以去拜訪；在紐約和牛津一樣可以修改和打字。

他在萊爾·薩克森的公寓裡住了幾天；後來自己租了一個房間，可以工作。本·沃森刪改《墳墓裡的旗幟》時，他修改《喧譁與騷動》。他平時修改已很認真，這部書更是全力以赴。有時朋友們一連幾天看不見他的人影。

修改時，專注和深情絲毫不衰。後來說：“我幹得太賣力了，甚至懷疑自己會不會把不該寫的也寫了進去。”這也說明他對出版萌生了希望。雖然如此，他對自己的朋友們仍說沒有把握，不想再抱什麼希望，免得再失望。他寫信給巴瑪姑姑說：“這是我讀過的書中最糟糕的一本，恐怕再過10 年也不會有人願意出版。”然而，從他的修改，顯然看出他在努力提高小說的可接受性，不一味追求合自己的口味。他增加了斜體欄位落，表示時間上的跳越；增加了一些補充說明的段落；把過門和影射點得更清楚。

修改完畢，福克納在打字稿上註明日期“1928 年10 月於紐約”，然後交給本·沃森。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緊張而滿意的勞動。後來他說：“我寫《喧譁與騷動》可謂嘔心瀝血。”起先他很興奮，對本·沃森說：“朋友，你讀讀這部稿子，真他媽的（不錯）。”但是，他久已知道，隨之而來的往往是沮喪和死寂、後悔和內疚；第二天“醒來時感覺百無聊賴”。寫《喧譁與騷動》不止是一次深入想象王國之旋，也深入探索自己的內心；再要從中走出來，幾無可能。他害怕辛苦到達的終點，害怕“切斷供應，堵塞源泉”。

也許像普魯斯特（5）　和里爾克（6）　一樣，福克納知道“大功告成的感激”意味著沉默，也許不止是沉默，還有退稿和懲罰。其後日子裡的所作所為也確實給他帶來了沉默和懲罰。

朋友們習慣了他的工作方式，因此不注意他是否露面。一天晚上，兩個朋友，吉姆·迪瓦恩和雷恩·斯凱爾斯，路過他的住所，發現他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身旁撒滿了空酒瓶。他們把這病弱人帶回家去，加以護理。這類事到他晚年屢有發生，有時幾乎無緣無故，有時由於接到痛苦的任務或者處境不愉快，多半發生在長時間寫作以後。《蚊群》中有一個人物說過，人們尋求並找到的“無限幸福……要靠酒精之類的外在媒介”。福克納的醉鄉之旅未必產生如此奇效，但是他顯然需要酒精。

小說的結束往往帶來世界的末日，世界的末日意味著最後審判；因此他需要並尋求一個緩衝。

他可以重新提筆以後，在迪瓦恩、斯凱爾斯和另一個朋友三人合租的公寓裡住了幾天，搬出去同一個畫家雷恩·克倫普同住，他已過夠了孤獨的生活。二人同在公寓裡工作，都很勤快，一個作畫，一個寫書。福克納對《喧譁與騷動》的前途始終感到忐忑不安。好在利弗賴特已同他解約，哈庫特佈雷斯已宣佈要出版《薩托里斯》，他如今有了一個忠實的朋友本·沃森，和一個知音的編輯哈爾·史密斯。

福克納要出書，要掙錢，便開始寫短篇故事。《喧譁與騷動》沒完成前，一段也不讀給別人聽。如今他白天寫，晚上便把寫下的東西讀給朋友們聽。

有些故事寫戰爭，有些記他的歐洲之遊。有一篇叫作《在我彌留之際》的，重新採用《亞伯拉罕神父》中的材料。兩篇日後都很出名，但當時都找不到人出版。

福克納希望在離開紐約之前能賣掉幾篇故事，因此請沃森介紹幾個出版商。有幾個出版商給他出點子，有一個，《斯克里布納》雜誌的阿爾弗雷·達希爾，說了些鼓勵話。福克納原想留在紐約，等1　月《薩托里斯》出版後再走。但是聖誕節近，錢快花盡，只好改變主意。故事沒有人接受，紐約開始使他煩躁；他記下幾個人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