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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出公民身份的範圍，如果學生的行為懷有良好的愛國主義信念，那麼，學生是無可指責的。學校當局對此應正確判斷，不應干預學生運動，也不應把干預學生運動看成是自己對學生的責任。”

1932年蔡元培和宋慶齡、楊栓（杏佛）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推宋慶齡為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楊銓為總幹事，魯迅也是執行委員。“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以後，蔣介石先後在北平、上海等地逮捕了很多進步人士和愛國學生。如在北平逮捕了許德珩、侯外廬、范文瀾等，在上海逮捕了陳獨秀、丁玲和許多學生，還有外國人牛蘭夫婦。蔡元培都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函電營救。1933年6月8日，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蔡元培聞訊哭之甚痛。

【掛冠】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發表熱情洋溢的就職演說的餘熱未散，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了，措辭委婉，但動因沉鬱，是為抗議張勳復辟。

1918年夏，北京各校學生，曾為“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蔡元培曾力阻，但未果。蔡元培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1919年5月8日，五四運動爆發後，蔡元培為抗議政府逮捕學生，於5月8日提交了辭呈。並於9日悄然離京赴天津，隨即南下上海、杭州。離京前，他曾留下一則《啟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他寫道：“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宣告，惟知我者諒之。”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而且鑑於政府對於留蔡無表示，5月13日，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於5月13日向政府齊上辭呈，支援蔡元培。

北京大學因提倡“新文化”、“相容幷蓄”，常招致“國務院”、“參議院”等衙門的橫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氣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世界哪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宣稱中國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讀完乃掛冠而去。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日他在《晨報》刊發的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宣告，區區七十餘字，卻如洪鐘大呂：“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宣告。”

蔡元培這次憤而辭職，緣於“羅文幹案”。羅文幹清末留學英國，獲牛津大學法學碩士學位，歸國後長期任職於司法界，時任財政總長，是北大法科兼課講師。當時的直係軍閥和部分官僚政客們一手製造了“羅文幹案”，控告羅文幹貪汙受賄，脅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羅文幹；羅文幹第一次被捕後因證據不足宣佈無罪釋放，但新任的教育總長彭允彝卻在內閣會議上提議“再來過”，結果羅文幹再次被捕入獄。於是蔡元培憤怒了，他尤其對“頂頭上司”、教育總長彭允彝的卑汙人格憎惡萬分，於是毅然提交辭呈，以示恥於為伍，並毫不留情地抨擊了軍閥政客們的所作所為，說“數月以來，報章所記，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汙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中國”，“國人十年以來最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