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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題目很……很……好，因為過……過了1927年，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1950年，胡適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說：“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1955年，胡適又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

胡適認為陳寅恪是當世“治史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陳的文章實在寫得不高明，“標點尤賴，不足為法”。實際上，陳寅恪畢生以文言寫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標點。

胡適對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的歷史地位頗為自負，他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適出版《〈紅樓夢〉考證》，一反以往索隱派、附會派等“舊紅學”派的觀點，創立了以自傳說為特點的“新紅學”。胡適因之成為“新紅學”派的祖師。胡適對此很是得意，說“我對《紅樓夢》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錢穆與胡適在研究《老子》時發生爭論。所論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後，胡適認為老子的年代略早於孔子，錢穆則認定老子在孔子之後。二人某次在一會上相遇，錢穆對胡適說：“胡先生，《老子》的成書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堅持你的錯誤了！”胡適答曰：“錢先生，你舉出的證據尚不能說服我，果能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亦可不要。”錢穆是經胡適提攜進北大的，可見其不計個人恩怨的科學的學術批語精神，而胡適也很寬容，當一同學問及錢先生講得與他不同，究竟誰的對時，他說：“在大學裡，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們應該自己去選擇，看哪個是真理。”

胡適在小說考證領域的“拋磚”工作，引來了無數“美玉”，他曾不無得意地說：“我考《紅樓夢》，得顧頡剛與俞平伯；考《西遊記》，得董作賓；考《水滸傳》，得李玄伯；考《鏡花緣》，得孫佳訊。”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適去世的當天，胡適在臺灣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時，高興地說：“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試驗‘對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平生最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這是胡適生前的最後講話。

【自謙】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但他卻說，由於自己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陳獨秀。

1916年，胡適在與他人進行新文學論戰時，曾作《沁園春·誓詩》，初稿中，詞的下半闕是：“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它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後來，胡適覺得口氣狂妄，心中不安，所以屢以其稿，後來的定稿是：“定不師秦七，不師黃九，但求似我，何效人為？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倘傍人門戶，不是男兒。”

清華國學院設立之初，清華校長曹雲祥請胡適到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胡適立即推辭，表示只做顧問不就院長，建議曹校長採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聽罷深以為然，當場表示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