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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給錢穆留一上海地址，“曰，來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訊，亦照此地址。”這是兩人初次見面，胡適正式與錢穆說的僅有的一句話。這也是日後錢穆與胡適不諧的原因之一。錢穆在晚年對這件事亦做了自己的反思，但更多的仍是對胡適的不理解。

錢穆反對“新文化運動”，他評“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必遭排斥”，“厚誣古人，武斷已甚”，“譴責古人往事過偏過激”。對胡適本人，錢也連帶批判：“當時中病實在一輩高階知識分子身上。而猶如新文化運動諸鉅子，乃群據大學中當教授，即以大學為根據地大本營”，“胡適之在北京大學明白昌言，中國之有大學必確然自北京大學始。‘二十五史’所載歷代國立太學皆擯不得列於大學之林。此誠無法解說者。”對自己，則慶幸：“時餘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至湧來。而餘已決心重溫舊書，乃不為時代潮流挾卷而去。及今思之，亦餘當年一大幸運也。”“至於當時國人群慕西化，則自慚譾陋，未敢妄議。”

錢穆與胡適二人在老子生年、《說儒》等學術問題上觀點迥異，時有爭辯。胡適雖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絡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

一次，商務想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認為錢穆有多年中學教書經驗，希望他與自己合作主編。能與胡適一起編書，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錢穆卻婉言謝絕了，認為兩人對中國文學觀點大相徑庭，一起編不合適，最好各人編一本，讓讀者比較閱讀。胡適沒想到他會拒絕，氣得拂袖而去，從此兩人漸行漸遠。

錢穆早年對於胡適讚譽有加，認為他“介紹西洋新史學家之方法來治國故，其影響於學術前途者甚大”。但對胡適亦有批評的。他提到胡在寫作時，由於匆忙而對一些問題的處理顯得潦草。但他馬上又說：“要之其書（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甚至在將胡適與梁啟超比較時，錢穆仍然偏好胡適。他說雖然梁的著作“精美詳備”，“惟其指陳途徑，開闢新蹊，則似較胡氏為遜”。錢穆對東南大學柳詒徵對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的批評，不以為然，認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轉風氣之功。

錢穆認為胡適“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擾困之無窮，不願增其困擾者，則亦遠避為事”，因此兩人的再見面，已是在錢穆赴北平燕大任教時。錢穆與顧頡剛為討論老子年代問題，赴胡適家。胡適沿襲清人的一種說法，認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於孔子，並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把那個神仙化的“老子”還原為哲學化的老子。錢穆舊作《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認為老子晚到戰國，晚於孔子，略早於韓非。胡適堅持己說，首先受到梁啟超的反對，與馮友蘭、顧頡剛、錢穆的意見也都相左。錢穆似乎認為胡適的觀點不值一駁。

坊間有很多關於錢穆、胡適兩人爭論老子問題的趣聞，於幽默之中反映了兩者的尖銳分歧。據說胡適在北大講課對於老子的年代問題和錢穆的意見不和，有一次他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什麼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還是很客觀的，當一位同學問他錢先生的說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個對時，胡適答道：“在大學裡，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合乎真理。”

張中行在《紅樓點滴》一文也有類似的記載：“胡書早出，自然按兵不動，於是錢起兵而攻之，胡不舉白旗，錢很氣憤，一次相遇於教授會，錢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