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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答：‘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這次激烈的爭執以一笑結束。

胡適患病住院，有人責問錢穆：“適之尊君有加。今病，訪者盈戶，君寧可不去？”錢穆答，“此顯屬兩事，君併合言之，將教餘何以為人。”

錢穆深感“餘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場中。”當時錢穆和胡適分別講授的課程吸引了眾多的學生，原因之一是他們的觀點對立，錢稱“大凡餘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

錢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適僅來訪過一次。而且胡適來，僅為告訴蒙文通解聘之事。當時錢穆據理反駁，胡適自知理屈，兩次“語終不已”，“兩人終不歡而散”。錢穆亦從中感到了一絲涼意，似亦隱含落聘之憂，他在北平購書五萬餘冊，嘗笑語友人：一旦學校解聘，可擺一書攤，不愁生活。當然他與胡適失和，也並沒有影響胡適聘他任北大教授。但是一涉及到實際問題，胡適的態度就很分明。任繼愈曾回憶，有一年曆史繫系主任陳受頤休假，有人提議系主任是否由錢先生接替。當時胡適任文學院長，說：“錢先生剛來北大時是副教授，現在已是教授了。”沒有往下說，這個建議就擱淺了。到了臺灣以後，胡適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在他有生之年，錢穆一直也沒能評上院士。李敖曾為此抱不平：“他（指錢穆）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1958年4月，胡適赴臺接任中研院長，不少錢穆的學生質疑中研院院士獨缺錢穆，欠缺代表性，不過雙方歧見已深，門戶之爭的結果，錢穆還是無緣被提名。錢穆一度動意氣，1966年，雖有多名資深院士主張提名錢穆，但他斷然拒絕，錢穆反問，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難道不該入列？雖然弟子們反覆勸說，直到兩年後錢穆才願意接受提名，並隨即獲得全票透過。

【主張】

錢穆說：“當我幼年，在前清時代，就聽有人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在我幼小的心靈裡，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這種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後來治學的動力，“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

錢穆是靠自學名世的，透過十年鄉教苦讀，他探索出一套獨特的治學方法和治學門徑。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學。

錢穆主張多讀書勤思考，觸類旁通，認為中國治學與西方不同，西方學問分門別類，互不相關，中國學問分門不別類。經史子集四部，是治學的四個門徑，入門後，觸類旁通，最後融而為一。

錢穆主張現代中國人必讀九本傳統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六祖壇經》、朱熹《靜思錄》，以及王陽明《傳習錄》——才能領略故人先賢的文化抱負。

錢穆在晚年多次強調，國民必需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否則不是合格的國民。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撰寫《國史大綱》，他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

錢穆在編寫《國史大綱》時，提倡“國民當知國史”，確信知“國史”方能建“信仰”。他說：“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