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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1931年，錢穆的《國學概論》出版時他在“弁言”中寫道：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詞，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本書特應學校教科講義之需，不得已姑採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敘述。

據錢穆的學生吳沛瀾回憶，他在大學一年級時上了錢穆的“中國通史”，也讀了顧頡剛《古史辯》七冊。他更欣賞顧的觀點，並以此為出發點，寫了一篇長文。但給錢穆看了以後，錢穆“加以批評，態度嚴肅，聲色俱厲，歷時亦長”。

錢穆說：“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其表現有三：一“悠久”，二“無間斷”和三“詳密”。

錢穆維護中國文化，他說：“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錢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國文化的最大危機，學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學，崇洋蔑己，更是中國文化的隱憂。他強調，中國從無帝國主義侵略他國的文化傳統，向來推崇“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觀。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人都十分關心，上課時同學們也請錢穆談談他對這件事的看法，錢穆說：“張學良、楊虎成的作法是不對的，扣住國家領袖是不應當的。”學生們開玩笑地說，錢穆是唯心論者。

據史學家嚴耕望回憶，錢穆教導學生立志宏大，拿出氣魄與意志，做個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否則學術侷限一隅，縱使當代是第一流學者，迴歸歷史之後，仍是第二流學者。

錢穆說說，五四一代的學者迅速成名，學術卻談不上；清華一代的學者有成績，卻太早當上教授，過舒適日子，談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著一本書。故他要求弟子不要年輕時輕易發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長學問貫通後後悔。

1989年仲秋，錢穆參加新亞書院四十週年校慶，與學生座談時認為“救世界必中國，救中國必儒家”。

錢穆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以平實而雅潔的文筆追述其七十年間的師友往事，且明白告訴世人“苟以研尋中國現代社會史之目光視之，亦未嘗不足添一客觀之旁證”。實際上，錢穆著此書雖系追憶師友雜事，但多有月旦當日學界人物之舉，如對湯錫予、蒙文通學術的推重，對張蔭麟、雷海宗等的好評，對胡適、傅斯年的不無微辭，對熊十力的批評等。

【愛國】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講授中國通史。他上課時時常結合歷史與現實串講，激勵學生的愛國之情，上課時每每座無虛席。當時剛遷至西南聯大不久，大家因時局失利情緒低落，在上歷史課時，錢穆經常聯絡中國歷史，充滿信心地說，統一和光明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暫時的，是中國歷史的逆流，勝利一定會到來，給師生很大的鼓舞。

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同事陳夢家建議他根據講義，撰寫一本《國史大綱》，振奮民族精神。書生報國惟有筆，錢穆當即接受建議，決定撰寫一部新的《國史大綱》，為全民抗戰儘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關在遠離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縣巖泉寺裡，每天筆耕不輟，用了一年時間才大致完成書稿，並於1940年出版。《國史大綱·引論》中指出，“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實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