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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而且也為當代散文領域提供了嶄新的範例。”讚揚性評論也多從這個角度來立論：“在‘五四’以來的散文經典中，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先例：這麼長的篇幅，這麼豐富的文化背景和歷史資料，這麼巨大的思想容量，這麼接近於學術論文的理論色彩又這麼充滿了睿智與情趣。”（孫紹振《為當代散文一辯》）“餘氏散文徹底滌除了傳統遊記以遊蹤為線索，移步換景以模山範水的定勢，作者徜徉在山水之間，要尋找和發現的不是山水的秀麗而是我們民族在文化上的優長與缺失。”（馬雲龍《重返大家氣象：秋雨散文的超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作品從旅遊散文與學者散文突破，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與自然、歷史和藝術對話的主體形象。”（周彥文《獨特的書，獨特的作家——編後記》，《世界文化精品·餘秋雨卷》，廣州出版社，1998）　。　想看書來

1992《文化苦旅》（2）

問題是，恰恰是“《文化苦旅》或曰‘文化散文’是否散文的創新”引發了爭議。韓石山認為這種名目似乎在暗示“先前的散文都是沒文化的，獨有這一家的是有文化的”，實則餘氏散文除了“偏重文化意義上的考察與闡述”，與先前的“學者散文”如翦伯贊《內蒙訪古》並無本質不同。緊接著，韓石山揪住《文化苦旅》首篇《道士塔》中擬真式的描寫如“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裡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裡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他算來算去，覺得暫時沒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這幾個吧，他達觀地放下了刷把。”

韓石山質問道：“這哪裡是寫散文，分明是寫小說，若老一輩學者，寫到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於史無徵，斷然不敢這樣信口雌黃……你憑什麼說就是王道士做的？”（《散文的熱與冷——兼及餘秋雨散文的缺失》，《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1期）

就散文論散文，這種批評多少有些言之過苛。小說與散文之間有沒有絕對的界限？筆者認為沒有，所謂文體本來就是人為規定的，筆法虛構或非虛構，其實是作者的自由。然而韓石山的批評，背後其實有一個“學者散文”的標準，是否言出有據，持之有故，成為衡量學者散文是否合格的鐵律。餘秋雨在這一方面顯然不過關。

這不僅僅是虛構還是非虛構的問題，而是關涉到如何處理歷史材料的基本取向。李書磊批評餘秋雨“他下筆總是把背景和多種的成份刪減得非常簡單，把故事熔鑄得很純粹，純粹得可以一無障礙地表達他強烈的抒情意向。而強烈的抒情意向往往也都十分弱，遇到哪怕是些微非抒情雜質都會頃刻瓦解，所以作者必須毫不猶豫將這些雜質排除”（《餘秋雨評點》，《三聯生活週刊》1995年第2期）。一句話，餘秋雨罔顧材料的複雜性，而自己強烈的主觀解釋強行將材料串聯、改寫、拼貼成“純粹的故事”——說到此，一股熟悉的味道已經撲面而來，那便是中國史學界一度風行、後來卻懸為厲禁的“以論帶史”。開篇提及的令高恆文頗有微辭的“過於突兀的警策之語”，也是“以論帶史”的寫法所致。

如果別人的文章有此病，未必會成為致命傷，但餘秋雨的定位是“上海高教精英”、“國家級專家”，他也儼然以中國文化的傳道者與守夜人自命，看他在《文化苦旅·自序》如此說：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著很少有變化的自然景觀……在我居留的大城市裡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複、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一二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地一聲奔瀉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