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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千年無言，卻因餘秋雨的到來而袒露胸懷，傾蓋如故，他不是“為往聖繼絕學”的聖賢是什麼？這種自我聖化的傾向，在《文化苦旅》中俯拾皆是，也成為批評者詬病的焦點，如《風雨天一閣》開篇講作者訪天一閣遇雨，偶然的天氣生髮出來卻是“我知道歷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這種動輒拔高到“天人合一”高度的書寫被批評為“太自雄自壯”、“到了見神見鬼的地步”。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1992《文化苦旅》（3）

這就要說到“餘秋雨現象”中爭議最大的“硬傷”問題。開始只是有讀者覺得學者隨筆中出現低劣的常識性錯誤如“娥皇、女英的父親是舜”或“劉半農假冒‘王敬軒’”太不嚴謹，不免指指點點。沒想到餘秋雨及其擁護者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強硬，不僅把這些錯誤都歸為“細枝末節”，而且在修訂與再結集時一仍其舊，直至將所有批評者都歸為“蒙面殺手”或“盜版集團”。人們發現，一方面餘大師死不認錯，一方面他的新作之中，錯誤仍然層出不窮。觀點可以討論，寫法或有偏好，但知識性錯誤為什麼會錯得如此之多之頻？中國文人向來有以博聞強記為高、以尋瑕抵隙為快的傳統，並以此為制衡孤陋寡聞、遊談無根的利器。如今餘秋雨身處聚光燈下，又自我膨脹到將錯就錯的地步，引發眾多批評者“找碴”的熱潮當非意外。這種熱潮甚或演變為秉持學術名義的狂歡，其頂峰是《咬文嚼字》的老編輯金文明出版了《石破天驚逗秋雨——餘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書海出版社，2003），而且隨著餘秋雨新作推出，這本書也推出了增補修訂版，大有將“咬嚼”進行到底的趨勢。

其實，這場“硬傷”狂歡能夠延續下去並蔚為壯觀，主要還是餘秋雨的自我聖化——或者說得客氣一點，他有一種“純粹化”的傾向，不僅是要求筆下的故事純粹，還要求他的讀者也能“純粹”，理解他追思、傳揚中國文化的苦衷，而不是將注意力放在他隨手寫下的“硬傷”上面。在一次採訪中，餘秋雨做了這樣的表白：

大家不要以為，一個學者想寫什麼就能寫什麼，想怎麼表達就可以怎麼表達。……我開始要這麼寫的初衷，就是想從中國歷史非常沉重、枯澀的故紙堆裡，尋找到一種能夠被現代人接受，足以在海外廣泛普及的歷史亮點，用我們的生命和文筆，去把它們一星一點地捕捉過來，然後再以寫文章的方式將它們發揚開來。之後，在《文化苦旅》暢銷之後，我從許許多多讀者來信中知道了，他們的文化程度確實非常有限。而更讓我必須考慮的還有海外的讀者……他們就更期待有現代的闡釋者，對中華的歷史和文明進行普通與初級的解釋。（解曉《餘秋雨，行者的閒談》，《中國婦女報》1999年5月12日）

雖然餘秋雨有時會技巧性地使用“我們”，但言談中大抵充盈著不作第二人想的躊躇自得。為了自己認定的目標，他不惜刪削與割裂歷史材料，以免影響其作品的傳播度。他的文化形象，顯然也是與作品傳播度相捆綁的要素，餘秋雨不容許“硬傷”害及自己作品的形象，寧願做頭埋進沙丘的鴕鳥，同樣，在被要求對自己“*”中的作為“懺悔”或道歉時，餘秋雨也選擇了正面否認的策略，哪怕這種否認會將原本細微的差錯放大成千夫所指的汙點，也在所不惜，“餘秋雨之所以惱（老）羞成怒，無非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戰，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居然有人敢對他不‘為尊者諱’”（李美皆《餘秋雨的矯情與尷尬》，《容易被攪渾的是我們的心》，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但這未必只是“名人心理在作祟”，餘秋雨的文化心態，有著非常值得玩味的地方。

餘秋雨十餘年來一直因各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