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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他使用的都是社會語言。但是當回到家之後，然後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塊兒就用生活語言，我發現好多人臨死的時候，他身邊坐的都是他自己的親人，他拉著親人的手說的話跟其他的交代，包括政治交代等其他交代都是非常不一樣的。我覺得生活比社會要大，生活的角落比生活要大。我覺得編這樣一本集子，第一是為了自己方便，第二是為了自己看，我覺得這種閱讀對於我今後的創作是有好處的。大體我就說這麼多，謝謝大家！

提問：劉老師您剛才跟所有媒體說上一茬“莊稼”已經收割完了，只惦記著您下一茬“莊稼”，我覺得上一茬“莊稼”收割的好壞會影響到下一茬“莊稼”的收穫呀？

劉震雲：這裡面有一個時間的錯位問題，上一茬“莊稼”其實對於一個作者來講，他的寫作的日期跟書出版的日期會有一個落差，上一茬“莊稼”其實我是去年3月份就已經寫完了，寫完之後，我腦子裡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但是最後《手機》出來已經是12月份，書出來之後，大家首先議論的是這本書，像這本書，跟我腦子裡想的事兒是兩回事，這個有時候對於一個作者來講可能稍微敏慧一些。另外，從一個作家在寫書的時候，他肯定是考慮的文字意義更多一些，但是在書出來之後，他可能會發現文字之外的一些東西，文字之外的東西有時候在你創作這部作品的時候是想不到的，也是你改動不了的。當然對於一個作者來講，它不是最重要的，我覺得也不光是《手機》這本書，在我以前有些作品，像《一地雞毛》、像《故鄉的花朵》、《溫故1942》，還有《手機》，它都出了文字之外的一些議論，我還寫過一個小說叫《官場》，都是出過其他非文字之外的一些反應，但是這些反應我覺得都非常正常，而且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作品，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但是再也沒有像《溫故1942》、《手機》出來其他的引起一連的那麼多，金老師說《手機》在兩會期間被從書架上拿下來了，說兩個書拿下來了，一個是《簡愛》，一個是《手機》，他可能覺得成人不宜閱讀。其實像這種書對我是比較“擰巴”，像《手機》確實根本不是講男女關係的事兒，它是講人和人之間關係的事兒；講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的事兒，講的是人語言的事兒；講的也不是語言的事兒，我覺得它講的是心裡有點發悶，說的事兒比較“擰巴”。我覺得這一點我還沒有看到能夠跟我創作的初衷特別相合的一種評論，或者是一種議論也好。為什麼我們在某一個時刻、某一個階段、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是因為什麼會發悶。另外講的也不是輕易發悶的事兒，它講的不同的話語時態，像《手機》有三個話語時態，它三個話語時態對人和人之間關係帶來的變異，它講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間關係的變異，它講的是人自己跟自己關係的這種變異。我覺得人和人自己隨著話語時態的不同，當發生變異的時候，心裡特別容易發悶。

現在我特別害怕媒體，我覺得《手機》把我給“害”了，過去我本來就是個不會說話的人，黎波說我真得說兩句，說兩句，有時候我就深刻感覺到語態環境的變化，不但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發生變質，自我也會發生這種變異。比如有時候你跟媒體在聊天，它在一個非常輕鬆的氣氛下進行的，甚至是一種開玩笑的氣氛下進行的，這樣的話語登出來了，或者在電視上說出來了。但是你如果把這種輕鬆氣氛下和玩笑氣氛下的話語，你突然放到一個非常嚴肅的，就像現在的會議室裡面去考察的話，那些話是站不住腳的。就是這種話語時態的轉化會使人發生變異，這個時候我心裡也有點發悶，我說我不是那個意思，但你是不是那個意思，你是不是說過這樣的話？說過，這個話是不是你說的？是我說的。是你說的，它是不是代表你？是代表我。所以，你就百口難辯。其實事情非常簡單，就是因為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