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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發生在哪個國家，主要人物是哪個民族都不影響故事本身。威爾斯的《兩個世界的戰爭》便是一個經典的例子。在小說原作中，火星人“入侵”的是英國。後來作品在美國被改編成廣播劇和電影，火星人就“入侵”了美國。而故事的情節脈絡基本不受影響。原因正在於，火星人的對手是人類，具體在什麼地方戰鬥並不重要。

宇航題材的科幻小說似乎最能反映這種傾向。由於面對的是浩翰的太空，人類的飛船出自哪個國家，宇航員是什麼民族，變得非常不重要。全球災難題材、外星人題材的科幻小說，都具有這樣的特點。

科幻文學對全球化浪潮的最高表現現，是那些描寫全人類共同問題的作品。或者說，是直接反映全球化的作品。威爾斯的《星》是其中的一個範例。在這部作品中，沒有出現一個具體的人，全人類是一個“角色”。“他”面對著彗星撞擊的滅頂之災的種種表現，是這篇作品的主要情節。斯特普爾頓的《最後和最初的人》，更是把人類的進化史當成描寫的物件。氣魄之宏偉無以復加。

中國科幻作家鄭軍的短篇《護身符》（《科幻大王》2001年七月號）也是全球化思想的體現。作品中寫到，前蘇聯的加加林作為人類第一個宇航員，當他真正面對浩翰太空時，一下子產生了超越民族心理和意識形態的神聖體驗。但在冷戰時代，他無法表達自己的感受，便用秘密日記記錄了這份體驗。後來，這篇日記就成為世界各國宇航員中秘密流傳的“護身符”，因為這些“高高在上”的人，更漠視小小球體上那些人為的界限。

當然，在世界科幻文學史上，宣揚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宣揚意識形態對立的作品也層出不窮。其中相當一部分發表時也引起過轟動。但有趣的時，經過時間選擇後形成的科幻經典長河裡，沒有這些作品的影子。這似乎更能體現科幻文學超越民族、文化、政治思想的共同價值觀念。一部關心全人類的科幻作品，自然能為全人類所關心。反之亦然。

對於中國科幻界和科幻愛好者來說，在科幻文學全球化性質這個問題上，必須要了解的一個方面，是外國科幻作家怎樣在他們的創作中描寫中國。

1892年，凡爾納在科幻長篇《克洛迪斯邦巴納克》中，將主要情節放在了中國。作者虛構了一條宏偉的歐亞大鐵路。這條鐵路從塔什干鋪向中國的和田，穿過平均海撥三千米的帕米爾高原，然後再經蕪恙、茫涯、新州、蘭州、金州、西安、河南、魯南、太原、天津，最後到達北京。當然，今天的中國讀者只要有中學水平的地理知識，就能看出這條大鐵路的線路設計中存在“硬傷”。不過這並不重要。這部作品更多地留給我們的，是將科技進步推廣到世界每個角落的激情。在同時代的滿清政府裡，就是最面向世界的洋務派官員，恐怕也沒有勇氣設想出，在自己的國土上能出現鐵路縱橫的宏偉景觀。是作者在小說裡描寫的中國，是他理想裡的中國：一個融入開放世界的中國。

我們的東鄰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很大。在日本科幻作品中，大量出現中國人和中國背景。冷戰期間，日本曾經出版過一本描寫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著名科幻作品《明斯克號出擊》。故事的重要情節就是中蘇大戰。1974年，被稱為“日本科幻推土機”的小松左京出版了驚世之作《日本沉沒》。小說裡最有特色的人物，那位東方君主般的“百歲老人”是一個東渡日本的中國僧人。小說裡，中國人民努力接納日本難民，與西方國家只接受高技術難民成鮮明對比。

日本文人非常喜愛中國古代的“三國故事”。田中芳樹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科幻巨篇《銀河英雄傳說》中，設定了“銀河帝國”、“自由行星同盟”和“費沙自治領”的太空政治格局，把“三國”背景搬上了銀河系。不僅如此，他還給書中兩大主人公之一起了一箇中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