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4/4頁)

一二’之後有兩件事我一直不會忘記。一是胡愈之、鄭振鐸他們寫的‘抗議信’；二是郭沫若寫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是中國正直知識分子的大無畏的壯舉”　。此外，著名學者楊杏佛，著名報人邵飄萍、杜重遠，大學教授李公樸、聞一多、朱自清以及不少學生領袖人物，也都是這種鬥爭精神與高貴品格的代表。

對於革命戰爭年代多數知識分子處於“中間狀態”、“邊緣化”這一歷史現象，要作具體分析。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中，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是少數，多數人接受的是西方以“科學與民主”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教育，“自由、民主、平等、理性”成為他們的理想國。正如《劍橋中華民國史》所指出的：“中國自由主義墓誌銘的四個信條：首先，在中國發揚民主，‘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權進退必須由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第二，支援各種基本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進中國的民主政權，工業化，以及科學精神和現代思想的成長。最後，推動用理性解決各種紛爭，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他們反對北洋軍閥的“丘八專治”，也反對國民黨的“###”，積極投入爭取民主與自由的鬥爭。另一方面，他們也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不贊成暴力革命行為。這就使得他們在革命與反革命兩軍對壘中，處於既非此又非彼的“中間狀態”，被社會“邊緣化”了，有人稱這部分知識分子“多餘的人”。

處於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並非永久地處於中間狀態，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髮生著變化。國民黨政權的倒行逆施與知識分子渴望建設民主化、現代化國家的分歧日益擴大；國民黨政權加緊對知識分子和學校廣大師生的思想控制，導致尖銳的衝突；國民黨政權後期的極端腐敗，更是使廣大知識分子從對國民黨的絕望推向對共產黨的嚮往，“1945年以後，在內戰時期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大部分知識分子被吸引到了共產主義一邊”　。比起這兩位外國人的說法，著名學者季羨林也許表達得更為準確：“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瞭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　。

還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所從事的事業——學術研究，要求必須有思辯性（能提出問題，爭論問題）、多元性（從不同的視角思考問題，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朝前性（對現實持批判態度，所研究的問題與現實有一定的距離）。如人口問題，戰爭年代是不肖一顧的，到了建國以後，人們的認識水平長期停留在“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人多力量大”的水平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其實，中國的學者們早在20世紀20—30年代，就提出了許多半個多世紀以後才被人們重視的問題和見解。如1936年，有的學者就大聲疾呼：“我們再不要迷信中國地大物博的話，中國的地雖大，然而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佔去了一大半”，“人口太密，人民太窮，實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障礙”，如果不搞計劃生育，“五十年後中國人口可以超過十八萬萬，中國能養活這麼多人嗎？”　。有的文章在講節育的同時還提出人口質量問題：“大家都赤手空拳，鬥力而不鬥智，中國自然是一個強國，可惜現在是一個科學的世界，幾百個手無寸鐵的壯漢，經不起一部機關槍的掃射。判斷一個國家的貧富強弱，要注重人民的質，比之人民的量，因此，必須提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