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部分(第4/4頁)

的國際主義，並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國體與青年》一書中，非常明確地反對“階級本位”，而呼籲青年們“以國家和民族為本位”去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

很顯然，曾琦、李璜們的“國家主義”，與黎壽昌、鄧仲康們的“共有主義”，很難有相容的餘地——前者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後者推崇“工人無祖國”；前者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後者信奉世界**和階級專政。這種分歧最終演變成激烈的爭論——就在1920年春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陳啟天等人，與黎壽昌、鄧仲康、張蔭浩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張進行討論，會議爭論得非常激烈，據當時的一位少中會成員說，“斯時如有手槍，恐已血流成河矣。”；

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內，中國青年黨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與中國布林什維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黎壽昌、鄧仲康、張蔭浩等人，從未停止過政見的論戰。在法國，布林什維克們有《血光》半月刊為陣地；曾琦等人則創辦了《先聲》週報；雙方大致在同一時間回國後，曾琦等人又創辦了《醒獅》週報，以抗衡布林什維克們的機關刊物《中華青年》。

對於中國青年黨來說，他們真正的政治訴求是希望中國走“國家主義”的道路。其建黨宗旨“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直為黨員所堅持。曾琦作為青年黨黨魁，曾如此解釋“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含義：

“國賊之定義：國賊者何？即其行為有背於國民之公意、有害於國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義，以求例項，則吾人可發現若干之國賊，為國民之公敵，其在歐美日本有絕對不能生存者，在我國乃如蔓草之滋長焉，此吾人所為腐心切齒，而志在必除者也。”

“國賊之種類：國賊之種類本難悉數，估依上述定義，舉其最顯著如下：1，盜賣國權，摧殘民命之軍閥；2。營私舞弊，禍國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爭奪政權之政黨；4，朝三暮四，寡廉鮮恥之政客；5，把持地方，魚肉鄉民之濫紳；6，勾結外人，掠奪國富之財閥；7，破壞公益，專謀私利之奸商；8，欺世盜名，不負責任之鄉愿；9，倚仗外人，壓制同胞之教徒；10，擾亂社會，妨害國家之流氓。”

“強權之定義：強權者何？即以種種壓力強加於個人或國家者是也。其方法有為‘直接的’或‘間接的’，吾人依此定義，以求例項，則有自稱為列強之英、法、日、美、意諸國，最足以為強權之註腳。蓋其侵凌弱國，有如虎豹之對犬羊，其兇暴直非人所忍也”

“強權之種類，大別為下列四種：l，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佔領土地是）；2、文化侵略政策（如提倡某國化的教育是）；3，經濟侵略政策（如掌握經濟命脈之關稅鹽稅是）；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來華傳教是）。”

從曾琦對“國賊”和“強權”的描述中，其實看不出中國青年黨“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建黨宗旨，有專指蘇俄和布林什維克的意思。但是，此時的青年黨人，已經看出了蘇俄向中國輸出**的危險，因而曾琦在《醒獅》週報上，曾詳細講述了青年黨與共有主義者們在“外抗強權”問題上見解的不同：

“所謂‘****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乃自實行共有主義之蘇俄發出，……而吾人信仰國家主義者，則萬萬不能與之苟同，其理由第一、為吾人認定列強之對華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當分別對付，如土耳其之所為。斷不能同時反對，遵蘇維埃之號令。第二、吾人提倡‘國家主義’，但為保護本國，初無‘干涉他國’之意，‘****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之意，顯然為一種‘世界**’。在吾人自身尚受羈絆之際，恐無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