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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像你呀。”“中國人長得像的多了，讓日本人看中國人長得還都一樣呢。”

在內蒙古扎賚特旗一個極其偏遠的小村莊，找到白萬仁家。白萬仁原是桓仁縣柺子磨人，比程斌小一歲，早年當過“鬍子”，一九三五年被抗聯一師收編，後隨同程叛變。白萬仁是個愛說愛笑的人，對程斌大隊的事瞭如指掌，講起來滔滔不絕，抗聯歌曲你提個頭他就能唱到尾，無一不會，整整講了一下午，連說帶唱，記憶力驚人的好，就是對自己參與殺害楊靖宇的事“糊塗”。對史志辦帶去的照片，凡是他認識的都能指認出具體姓名，但就是不認識自己。有幾次，史志辦的人特意對著照片上的他問：“這是誰？”“不知道。”“有人告訴我們這就是你。”“誰告訴你的？”“張奚若啊。”“他媽的張奚若，最不是東西。”於是，詳詳細細地講起張奚若只給王佐華母親送一次柴，再未管過王母，王母后來在家中死了許多天都沒人知道。　。　想看書來

怎樣的文字配走近三道崴子？（8）

最後，白萬仁說：“我們這幫人呀，其實說不說自己都知道，不得好死。像我打一輩子光棍，蹲半輩子監獄；王佐華也打一輩子光棍，還在監獄，這都是報應。老程（程斌）在臨解放分手時跟我們說：‘咱們啊今後就是混吧，死哪埋哪。以後少聯絡、少說話、少露面，夾起尾巴悄悄眯著。誰也別來找我，我也誰都不認得。’你看我躲這麼老遠，這麼偏僻的地方你們也能找上，這不正應了老程那句話：做人不成人，做鬼難成鬼。”

程斌為人狡猾，後來混入解放軍部隊，並且做了官，然而一九五一年瀋陽的一個雨天，程斌打著雨傘在街上行走，一個人為避雨躲到他的雨傘下，結果程斌發現，這個人是一個曾叛變的原抗聯幹部。不知什麼原因，兩個人分別都去舉報了對方，結果正處在肅反的當年，都被槍斃了。

我們知道兇手一向設法消減對罪行和屠殺的記憶，即使如此，他們也無法做到事情好像完全沒有發生一樣。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間，納粹下令從集體公墓將屍體挖出，然後加以焚燒，以消滅所有的證據，我知道在拉丁美洲，所有被謀殺的都成了“失蹤人口”，他們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你找不到控告的證據。但我們不要忘記猶太人對每個失蹤者的記憶，對每個劊子手天涯海角的追捕，我們知道在阿根廷五月廣場的母親，她們豁出命也要找到兒子、女兒、孫子、孫女；她們不相信他們已經“失蹤”，她們寧肯堅信孩子還活著。於是，共同的命運——或者說是死亡——把她們聚集在警察署的接見室裡，法院的大門口，傳說中關押左翼分子的一處處地點……最後，對體制絕望的她們來到了阿根廷象徵性的歷史“O”起點——五月廣場。

每逢星期四，一群帶著白色頭巾的母親，都會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五月廣場上聚集，並且圍著廣場上一個代表共和國的標誌步行請願。她們這樣做是為了紀念她們失蹤了的孩子，並要求政府把她們失蹤的孩子還給她們。她們的孩子是在一九七四至一九八三軍人極權統治的期間被強迫失蹤的。儘管軍人極權統治的時代在一九八三年結束，世人也漸漸忘記黑暗的歷史，但許多失蹤的人至今依然音訊全無。據全國失蹤者委員會的統計，有資料證明在這段其間失蹤的人至少有八千九百人。但據一些非正式的估計，失蹤人士遠在這個數目之上。直到現在，這群母親依舊在五月廣場步行著，因為她們不能忘記每一個失蹤的孩子，不能忘記過去那段黑暗歲月裡失蹤的每一個人。她們表示為了讓世人不要忘記，她們將一直步行下去。

從這些事例來看，我們是愧對楊靖宇將軍的，那些兇手的逍遙，是時代的恥辱，有一天，我會到三道崴子，也許我最好的動作是跪倒在那裡，大放悲聲。

那是委屈麼？像頭受傷的狼在夜裡淒厲地號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