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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新的問題，表現在臺柱子張瑞芳身上更為明顯。最初，她所扮演的角色多是靠著自身充沛的感情，但時間長了，就不可能總像第一場演出那樣保持忘我的狀態，而且無節制的感情宣洩也常常會影響下一場的演出效果。與荒煤姚時曉討論後，她開始尋找可以激發情緒，使人物性格自然地推向高潮的興奮點。在扮演《打鬼子去》中的大嫂時，她發現這個興奮點是孩子的死亡，而更具體的刺激點是當人物伸手去摸孩子的剎那間，為了加強這個關鍵點，經過一番研究，他們在道具上下了功夫：把紅墨水和糖拌在一起，使墨水變成了黏稠的汁液，然後用一塊棉花將液體浸透，放在香菸罐裡塞進道具孩子的襁褓中。當衣衫凌亂的張大嫂抱著孩子踉踉蹌蹌上臺，一邊拍打和呼喚著孩子的時候，她很自然地順手摸到了香菸罐裡吸滿“血”的棉花，定睛一看，滿手是血，那是孩子的血啊！張大嫂“啊”的一聲大叫，人就進入了癲狂狀態！瑞芳把這一抓設定為調動情緒控制情緒的關鍵點，藉助這一外部刺激，比較準確地，有層次地把握了人物情緒的變化，成功地把人物的感情一步步推向頂峰，也調動了觀眾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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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荒煤

這一年的時間，是我一生中經歷最複雜、感情最激盪、生活最動盪的一年……——荒煤

1937年那些風雨飄搖的日子裡，荒煤和劇團的同伴們一起經歷著炮火的考驗，經歷著艱苦生活的磨鍊。然而，性格原本就有些憂鬱的荒煤還是和大家不同。他不像榮高棠那樣老是梗著脖子呵呵地笑，也不像楊易辰那樣愛在別人難受的時候唱歌，童年生活給他的性格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這烙印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和那些大學生比，荒煤顯得孤獨和傷感，他憂慮時局，感傷民眾和士兵的顛沛流離，也思念自己久無音信的母親和弟妹們。戰爭根本看不到希望，第五戰區的形勢一度越來越糟。用他自己的話說：整整一年時間裡，就是不斷地唱著救亡歌曲，既不斷地呼籲“戰鬥”，又不斷地哀嘆“流浪流浪”……淒涼的音調，總是不絕地縈繞在心頭。

使荒煤感到憂鬱的還有別的方面。

雖然接連不斷的演出使劇團在藝術上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但荒煤還是不滿足。他看得出來，儘管劇團的人對演出充滿了熱情，但除了姚時曉、張瑞芳不多幾個人外，其它人對戲劇本無更多的興趣，演戲只是他們宣傳抗日，實現革命目標的一種臨時手段。他們對荒煤在藝術上的執著追求很難有更大的回應和理解，這不能不使荒煤感到些許的寂寞和失落。

荒煤深深地熱愛著創作，寫作對於他來說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精神上的寄託，是他對生活的希望。戰亂的年代，連綿不斷的漂泊，不僅沒有使他放棄這種希望，相反那些積攢起來的感受，使寫作的慾望更加強烈……離開上海前，他已經進入小說創作的高潮，然而，戰爭使得他再也沒有地方擺放自己那一張安靜的書桌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重新坐下來寫作，那似乎成了一個越來越遙不可及的夢，有時候，想起來，只會讓人感到茫然和困惑……

使他感到孤獨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完全和組織失去了聯絡。在這個團體裡，誰都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

那還是在1932年，他被武漢劇聯派遣到上海參加全國反帝大同盟代表會議，遇到了共產黨的聯絡員。他只知道他叫小陳，他的勇敢、機敏和疲憊不堪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接觸過幾次，他還為小陳作過掩護。就在離開上海前，小陳通知他組織上已批准他為共產黨員，並叮囑他回到武漢不能暴露身份等待組織上的聯絡。那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時刻，一切卻和我們後來在電影中看到的不一樣，沒有宣誓，沒有唱國際歌，也沒有人和他緊緊地握手錶示祝賀，只有小陳簡單的囑咐和交待。後來，當荒煤再次從武漢回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