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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和裂縫的棚頂隨處可見。

終於，謝亞龍和南勇在一間辦公室裡接見了幾個記者。

這房間顯然不是會客廳，房間裡連一張多餘的椅子都沒有。謝亞龍與南勇站著與幾個人交談。謝亞龍的眼睛一直彎彎地帶著笑意，言語之中雖然偶有堅定之辭，但總體上流露出的還是一種無奈情緒。

南勇的話語則一如既往地充滿著他慣有的激*彩，但延續的卻也是謝亞龍的那種無奈：“中國足協比誰都更想把聯賽整治得乾淨透明，不過事情發展到現在這種地步，確實超出了中國足協能力控制的範圍。我們只能提請司法介入。現在，只有公安部門才能解決這個問題，中國足協的行業管理已經無濟於事了……”

“我們也知道，現在很多人，包括你們報紙，都不十分相信中國足協在掃黑問題上的能力。”南勇很無奈地說，“但是，中國足協現在真的很希望把聯賽環境搞好。2005年中超‘裸奔’了一年，這其中的苦楚只有我們自己心裡最清楚。我們很重視你們這次行動……你們現在來向足協反映情況，真的不如直接去公安部進行舉報，這才是最有可能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半小時後，大家都站得有些累了，談話結束。邱國棟提出要拍照，謝亞龍同意了。

“等一下，我先換件衣服。”他回身從牆上的掛鉤上取下一件西服，換掉了身上的夾克衫。鏡頭裡出現的是謝亞龍西裝革履的一張笑臉。

幾個小時後，他穿著這件西服參加了中超冠名的釋出會。二十幾個小時後他又帶著同樣的表情出席了中超開幕式。臨時換上的西裝，鏡頭前故意擺出的笑臉，似乎都在折射著謝亞龍那種深深的無奈。

2009年11月初，早已下課的謝亞龍在中體產業的董事長位子上已坐了八個月之久，他在這裡的日子照樣難過。從中體產業8月份公佈的半年報來看，他上任半年，“公司淨利潤同比下滑”。中體產業受大盤一路下挫的影響，市價也一路走低。

有事找警察（2）

這是否與謝亞龍從足球圈兒裡混得的名聲有關？人們不得而知。

如今的謝亞龍，他是否在關注足壇打假掃黑的風吹草動？如果關心，他是否能意識到自己應負的責任？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運動員出身的謝亞龍在2005年到足協之前，算得上是一個有成就的業務幹部。他對中國體育作出的貢獻，應該是2000年他擔任田管中心主任期間。

當時，恰逢袁偉民扶正，出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他面臨著兩個艱鉅任務——一是悉尼奧運會，二是北京奧運會。因為北京奧運會是一項政治任務，這就要求在悉尼奧運會上，中國寧可不要成績，也不能在興奮劑上出事兒。

謝亞龍的用武之地來了。在袁偉民的支援下，他與總局興奮劑檢測中心密切配合，嚴查了一批以身試法者，使中國田徑隊的參賽人數，從最初確定的38人減少到26人，其中損失最大的是馬家軍。

袁偉民在不久前出版的《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一書中，對此事津津樂道。如果謝亞龍退休之後想寫*，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當年的鐵腕行動上升到政治高度，以此來彌補自己搞足球留下的缺憾。當年，畢竟他是具體執行者，而袁偉民只是順手摘了桃子而已。

記得謝亞龍在2008年9月9日下課後，我和一位資深的體育官員聊天，談到了2006年3月謝亞龍的瀋陽之行。我當時的感慨是——如果謝亞龍那次來瀋陽是找《遼瀋晚報》核實上海舉報人H先生提供的涉賭線索，商討或落實司法介入的具體事宜，真正意義上的打假掃黑行動也許三年前就開始了。如果在行動中有百八十人落網，導致中國足球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他也會在中國足球史上留下光輝的一筆。

另一種假設是，三年前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