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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讀其他亂七八糟學科，三分之一跟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做獨立研究。

我在臺灣時，對西方學術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學才真正得窺門戶。也是我自己運氣，那時候韋伯（Max　Weber）理論剛剛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是介紹韋伯理論的主要基地。因為韋伯理論，我開始關注社會學；因為韋伯理論，我開始注意城市經濟學。我住在神學院宿舍裡，對宗教理論特別有興趣，不是我自己發展的，是住在神學院裡發展的。這些都是機緣。

我的老師顧立雅是第一代的美國漢學家，研究古代金文，學古文從讀《孝經》開始，很用功，後來讀中國古文基本沒有問題。何炳棣說：“他不懂古文，要找我來幫忙。”這是亂說。顧立雅讀俄國史出身，後來他到北平留學，到安陽去看發掘，眼光真好，安陽的小報告都還沒有出來，他就看出重要處，寫出了《中國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但是李濟之先生不原諒他，說：“我們報告還沒有出來，你就替我們寫出書來了。”《中國的誕生》很重要，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紹中國第一個考古所得朝代的書。

沒有安陽發掘，就沒有中國的考古學，沒有辦法知道中國王朝的第一個朝代。到今天，我個人認為夏不是一個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過去的，使它自己的政權合法化。諸夏可能有個盟主。商代的發展，是從很粗糙的國家經歷逐漸演進的過程。這些東西假如沒有安陽發掘，不可能出現。顧立雅的《中國的誕生》是有創見的，還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貢獻，從經文裡拿出材料來。但是，他那時候受時代限制，許多材料沒有，到我寫《西周史》時，材料多了十來倍。

我沒有在顧立雅先生身上讀什麼中國東西，但是他對我非常寬厚，我的論文，他一個字一個字地改。我選的課只有一門是中國的歷史，這門課基本不用上，就是寫閱讀報告，所以我讀書的自由度很大。顧立雅給我極大的自由，但他又不斷啟發我接受挑戰。比如說中國的“刑名”，中國人不細想的話，會把“刑名”當作是刑法。顧立雅和我第一次見面，問我：“‘刑名’兩個字怎麼解？”我猛地觸動了一下，我講刑名是法家的意思，他說你講的是刑法，他解釋給我聽：一個是形狀，一個是名字、名義，就是logic，刑和名就是實和名之間的關係，對我衝擊很大。洋人讀書不簡單，咬文嚼字，比中國人認真。顧立雅對形名的解釋，是以數字來管理。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學（2）

顧立雅很矮小，很嚴謹。他讀書很勤快，文章寫得極好。他的英文邏輯嚴謹，文辭優美，不但漢學界裡，在美國學界也是有名的好。他沒孩子，離了婚再結一次婚，脾氣不好。他不是很和善，對學生要求非常嚴，但他是很公正的人，不會亂搞。

在我們今天看來，顧立雅是保守分子，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是自由分子。美國自由分子的定義跟英國當年自由分子的定義不一樣，後者主張個*利，反對國家權力。美國自由分子在1930年代以後，是國家執行社會主義的社會功能，搞社會福利院，等等，這是美國自由主義的定義。所以，今天我們所謂的保守主義，不是很精確，左右易位。那麼，顧立雅是英式的自由主義。

民權運動

芝加哥神學院創校比芝加哥大學還早，芝加哥大學成立以後把神學院圍在裡面。我上課的地方叫東方研究所，就在神學院的對街，我的腳不好，學校就跟神學院商量：“這個學生腳不好，你們有空位的話，就讓他住住。”我就住進一樓，我的電車掛根電線就充電，也沒有人偷。神學院宿舍大洗澡房溫度很高，身體不用擦乾，會自然幹。大家在洗澡以後，討論問題，一抬槓就沒完沒了。這些經歷回想起來，真是運氣。別人沒有這種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