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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嚴重下降，既然中國在人文領域曾經有過的大量精雅構建都已被這個泥淖搞髒或沈埋，既然我們好不容易重新喚起的慷慨情懷一次次被這股陰風吹散，既然我們不僅從史冊上、而且還能在大街上和身邊經常看到這類人的面影，既然過去和今天的許多是非曲直還一直被這個角落的嘈雜所擾亂，既然我們不管白天還是黑夜只要一想起社會機體的這個部位就情緒沮喪，既然文明的力量在與這種勢力的較量中常常成不了勝利者。既然直到下世紀我們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還不能完全排除這樣的暗礁，既然人們都遇到了這個夢魘卻缺乏人來呼喊，既然呼喊幾下說不定能把夢魘暫時驅除一下，既然暫時的驅除有助於增強人們與這團陰影抗衡的信心，那麼，為什麼要回避呢？

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質量的畸形。這是一種帶有巨大歷史必然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值得文化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共同注意。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的充分呈現，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專制和社會下層的低劣群體的微妙結合。結合雙方雖然地位懸殊，卻互為需要，相輔相成，終於化合成一種獨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態方式。

封建人治專制隱密多變，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隱密又能適當地把隱密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活地適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裡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統治者的心緒和物慾洗刷成光潔的規範。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品德。

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上的小人實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一種體制性需要的填補和滿足。

《史記》中的〈酷吏列傳〉記述到漢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對人和氣，實際上壞得無可言說。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歡誰，就千方百計設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惡極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討厭，他也能判個無罪。他的一個門客覺得這樣做太過分了，他反詰道：“法律誰定的？無非是前代皇帝的話罷了，那麼，後代皇帝的話也是法律，哪裡還有什麼別的法律？”由此可見，杜周固然是糟踐社會秩序的宮廷小人，但他的邏輯放在專制體制下看並不荒唐。

杜周不聽前代皇帝只聽後代皇帝，那麼後代皇帝一旦更換，他又聽誰呢？當然又得去尋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相對穩定的行政構架，各級行政官員適應多名不斷更替的當權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習慣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惡鬥的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換就意味著對以前的徹底譭棄，意味著自身官場生命的脫胎換骨，而其間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這一切做得乾脆利落、毫無痛苦。閉眼一想，我腦子裡首先浮現的是五代亂世的那個馮道，不知為什麼我會把他記得那麼牢。

馮道原在唐閔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從珂攻打唐閔帝，馮道立即出面懇請李從珂稱帝，別人說唐閔帝明明還在，你這個做宰相的怎麼好請叛敵稱帝？

馮道說：我只看勝敗，“事當務實”。果然不出馮道所料，李從珂終於稱帝，成了唐末帝，便請馮出任司空，專管祭祀時掃地的事，別人怕他惱怒，沒想到他興高采烈地說：只要有官名，掃地也行。

後來石敬瑭在遼國的操縱下做了“兒皇帝”，要派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