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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發生戰爭,我們“終於說服偉大的黑人之父同意我們去作戰”。豈知我們在浴血奮戰,20 個黑人弟兄“卻被一次平民和警察殺害……你會怎麼想?”他繼續寫道:“戰後會有變化,如果不變,如果不迫使政客和治理國家的人兌現他們滿嘴的自由和人權,你們這些倖存的年輕人算是白白浪費精力,犧牲者算是白死!”福克納雖然知道必須等待戰爭結束,可是怕等不到戰後變化的實現。他寫信給馬爾科姆說,在戰後的日子裡,“本來就什麼也不會做、只會咬文嚼字的我,在清理整頓世界這座大廈、讓全人類和平共居其中時,會有我的一份工作。”這以前他還寫過:“老人有事可做的日子會來到,像我這樣一個慣於用民族的聲音說話的老人有事可做的日子會來到,像我這麼一個當兵嫌老、依老賣老的人,說話還有人聽,但幸未變成一味嘮叨25 年或50 年前老皇曆的老頑固的老人有事可做的日子會來到。”福克納把戰爭看成一段流失的時間,更奇怪的是,他把戰爭看作個人生活的分水嶺——宣告以前寫的那類虛構小說結束,現在試圖寫的一類虛構小說開始。1943 年10 月,申請續假,以完成9 月開始的電影故事梗概。1 月進行修改時,構思大變:他把它想成一本書而不是一部電影,需要花更多時間去寫。不過,訓誨的意圖未減。9 月間說成是“一則寓言,或許是對戰爭的譴責”的這部作品,到了1 月說成一篇論說文,中心思想是人類不敢糟蹋求得和平的“最後機會”。
福克納期待戰爭帶來變化時,擔心自己等不及,便準備從長短篇小說轉而寫作警世寓言。從側面寫轉為正面寫,從“不能促使任何事情發生”的虛構小說轉向至少爭取變化的論說文。但他感覺到時光飛速流逝,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我有不小的才華,不亞於同時代的任何人”,他寫信告訴哈羅德·奧柏說,“可是,我已經46 歲了,不久只好說‘我曾有過’才華而不能說‘我有’了。”戰爭是一個問題(他怨自己“生不逢辰”),錢是又一個大問題。環境逼得他花太多時間去掙錢。
然而,他遇到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
寫這則寓言太難了、太痛苦了,不僅因為年紀老、才思不那麼敏捷,而是因為他現在努力掌握的文學樣式同他的天賦太不對路了。
故事梗概修改完畢,他又得回到“鹽礦”(3) 裡去。心裡頗想繼續寫寓言,但還是啟程西行,恐懼比一年前要好些。可能因為這次假期長,特別是可以重新寫自己要寫的東西。也許他慢慢又能制訂一個6 個月的規劃。如果好萊塢的工作允許他有同等時間住在牛律家裡,他不會討厭來回奔波的。他本來就想把生活的兩大間“各自鎖開”,免得他被迫寫的玷汙了他願意寫的。
回去後不久,福克納退掉海倫德旅館的房間,住在伯茲·貝茲里茲家的客房裡,就在聖塔莫尼卡北面,地點不錯,雖然離電影廠好幾英里,又沒有汽車,但是他喜歡和貝茲里茲一起上下班。這裡的景色宜人,他不覺得太寂寞。一連幾個月,工作尚稱順利。超過幾個頭,眼看要他同哈爾·沃利斯合作寫一部關於羅伯特·李·斯各特和飛虎隊的電影時,又叫他根據海明威的《有的和沒有的》編寫劇本。
雖然合作者是朱爾斯·弗斯曼,福克納仍認為《有的和沒有的》是《轉向》以來的最佳機會。這部影片由華納兄弟公司投資,但是屬於霍克斯。為了表明同華納無關,他一看到賈克·華納走近攝製現場,便停止工作。霍克斯喜歡手下的人工作賣力而活潑,他深得人心,常常邊拍邊出新招,因此編劇的人緊隨在他和攝製組身邊。梅塔·多爾蒂在那裡,亨弗裡·鮑嘉(2) 、勞倫·白考爾(5) 、霍吉·卡邁克爾(6) 都在那裡。後來,福克納表示對此片主角亨弗利·鮑嘉特別讚賞,但他更喜歡和霍吉·卡邁克爾一起喝酒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