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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清水秀的地方，荷花滿池塘，泉水叮咚響。但是，隨著煤礦的無節制開採，紅煤廠枯萎了，土地乾旱，作物減產，漸漸連生活用水都發生了困難。再也沒有人來紅煤廠遊玩了，昔日的旅遊勝地變成了一個蕭索荒涼的地方。紅煤廠的人害怕了，像大饑荒年間鬧糧荒一樣害怕。他們意識到了，缺水與缺糧一樣可怕。再這樣下去，他們就得放棄祖祖輩輩居住的紅煤廠，逃到有水吃的地方去。如果不逃走，他們就會面臨斷子絕孫的危險。回過頭他們發出追問，紅煤廠的水到哪裡去了？一個人追問，十個人追問，一百個人追問，紅煤廠的人幾乎都在追問。追問來追問去，他們最後把矛頭指向了紅煤廠煤礦，把矛盾都集中在外來戶宋長玉礦長身上。宋長玉百般抵賴，最後答應修建水塔為村民送自來水，這才擺脫了被村民趕走的危機。然而，一個更大的不幸到來了。他的煤礦發生了透水事故，死亡礦工17人，而且由於訊息已經洩露，他想隱瞞也來不及了。在這個時刻，明支書讓宋長玉逃到外地躲一躲。

宋長玉連夜搭上一列開往南方的火車。他沒買到臥鋪票，坐的是硬座車。車廂裡滿滿的，大都像是外出打工的人。車窗外是茫茫的黑夜，車廂裡睡得東倒西歪的人反映到窗玻璃上，隨著飛馳的列車不停晃動，彷彿那些人影都跑到窗外面去了，懸在車外一齊晃動。宋長玉如在夢中。

作者後記

誰都知道，我國的城鄉差別是很大的，可以說兩個二元對立的世界有著天壤之別。城市代表著權利、金錢、美女、高樓、汽車和一切繁華與享樂。而一提農村呢，就意味著偏僻、貧窮、落後、飢餓和被壓制與被剝奪。一個農村青年，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要想有出頭之日，或出人頭地，只有脫離農村，到城裡去打拼，去發展。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不勝列舉。可長期以來，城市壁壘相當森嚴，農村人想進入城市非常困難，誰膽敢貿然進城，輕則會被趕出去，重則會受到制裁。早在明朝，朱元璋就以法律的形式規定，農民的耕作活動“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曉。”哪怕是行醫和算卦的人，也只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否則治罪。本是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當了皇帝后之所以反過來對農民實行這樣的政策，其目的就要把農民釘死在土地上，把農民變成生產機器和生殖機器，防止農民進城動搖他的江山。我原以為只有中國是這樣，2005年夏天我到挪威的歷史博物館參觀，知道他們那裡以前城鄉的界限也是很分明，城市是城裡人的，農村人被看成下等人，想在城裡住一夜都不行。如果農民進城賣炭或賣菜，早上進城，晚上必須返回農村去，不返回去就把你抓起來坐牢。更有甚者，在“文革”期間，我們國家不但不許農民進城，還把本來屬於城市戶口的大批知識青年和市民送到農村去，美其名曰讓他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斗膽做出一個判斷，我國幾千年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部進城和反進城的歷史。除了安徽鳳陽縣的朱元璋，江蘇沛縣的劉邦，還有陝西的李自成等，幾乎都是這種歷史的顛覆者和創造者。遠的不說，我們耳熟能詳的“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這種歷史發展的脈絡。奪取了城市之後怎麼樣呢，除了少數人成為城市乃至國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門隨即就對廣大農民關上了，關得鐵桶一般。農民可以餓著肚皮為城市提供糧食，可以穿著赤皮露肉的衣服為城市提供棉花，可農民想進城就免了。我親眼所見，我們村的一個青年，被五花大綁從城裡遣送到我們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還不止我們村的一個青年，還有其他村的好幾個青年。在公社的院子裡，他們身上的繩索仍沒有解開，雙手被繩子高高背剪著，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辦事，看見了我們村那個大我兩歲的青年。那個青年也看見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臉扭向一邊。可以想見，那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