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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那些極其重要的和苦於缺乏合格人員的職位可以獲得最高的報酬。格爾哈斯·倫斯基：《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3頁。　在現代化的初期階段，中產階層的職業地位與經濟地位相關度甚高，並由此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狀況，由於中產階層人數不少，職業和收入往往讓一般人所羨慕，使得這一群體的發展趨向以及價值觀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可以說大於任何其他階層。

隨著上海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程序加快，新興職業對合格勞動力的需求進一步擴大。在20世紀20年代上海職員就業在總體上供不應求，法律顧問、律師、會計師、經理、總辦、秘書（尤其是英文秘書）、譯員、工程師、醫師、藥劑師等職業頗受青睞。對新式職業的職員（女職員除外）來說，一般不存在就業難的問題，對能較早獲得較高學歷的青年，一般不難得到優厚的收入。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45頁。1921年鄒韜奮自聖約翰大學畢業進入上海紗布交易所擔任英文秘書，月薪120元。三聯書店編《韜奮：韜奮畫傳·經歷·患難餘生記》，北京：三聯書店，2004，第147頁。　同年沈雁冰在商務印書館主編《小說月報》時，月薪已升至百元。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172頁。隨著上海教育事業的發展，教師的薪水也在增加。1927年市小學教師月薪平均41�9元，校長最高可達100元。中學教師月薪平均43�3元，校長最高可達180元。《上海市教育統計——民國十八年度》，第52、93頁。轉引自李彥榮《民國時期上海教師的薪水及其生活狀況》，南京：《民國檔案》2003年第1期，第63頁。復旦大學各科主任月薪100元，一般職員40～60元。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46頁。20～30年代因上海經濟發展對律師的巨大需求，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1928～1930年律師報酬的公費數額（指委託人按法律規定支付律師的報酬）上海為全國最高，刑事案件的第一、二審所收公費之最高額為800元，民事案件達到1500元。王申：《中國近代律師制度與律師》，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第72頁。30年代，史良開始在上海執行律師業務，辦理的第一樁民事案件勝訴後得到了500大洋。史良：《史良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第8頁。　同時，上海作為全國文化重鎮和出版事業中心，20年代各種短期文學刊物、小型民辦書店、民辦出版社如雨後春筍，造成文化事業的欣欣向榮。隨著文化自由市場的形成，出現了中國第一批自由撰稿人，他們依靠稿費、翻譯費、版稅和編輯費的收入來保證生活。陳明遠：《文化人與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第63～64、54頁。沈端先（夏衍）自日本留學歸來後，1927年開始從事翻譯工作，譯書成為其公開職業，譯稿費每千字2元，每天譯2000字，每月可有收入120元。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5，第129～130頁。魯迅從1927年10月～1936年10月在上海生活的9年間，據陳明遠考證，平均每月收入700多元（約合今人民幣2萬多元），屬於當時典型的自由職業文化人，同時也是五四至抗戰前夕中國文化界中間階層的代表人物之一。陳明遠，同前引書，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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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結構（2）

如果對中產階層職業收入和職業地位作具體分析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作為一個整體的新中產階層內部存在著明顯的地位結構分層。直接表現為中產階層不同行業和不同級別在收入序列上的差異以及自上而下遞減的收入規律。抗戰前四行二局一般職員月收入（含各項津貼）在100元以上，中小銀行中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