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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建築師以及教師、記者、編輯、醫師、會計師等等。職員與知識分子無論是職業構成還是職業特徵均有著諸多差異，之所以將他們歸之於同一個群體，根本的原因是其內在的作為一個群體必需的共同要素已經具備：那就是他們均受過較高的教育，以擁有的某項專門技能而非體力勞動服務於社會，有一個體面的職業，具有較強的現代性，其產生和發展與現代化造成的社會分工密切相關。連連，同前引書，第32頁。　涂爾幹認為，現代社會由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轉變乃是社會分工的後果，社會分工正日益成為社會秩序的基礎，表現為職業的分化以及個人活動的多樣化。隨著社會專業化程度日益提高，橫向的社會分工必然導致縱向的社會分層。當生產資料的佔有在人們收入和財富獲得過程中的意義下降，社會個體或群體以教育水平為基礎的技術水平的意義上升時，人們與生產資料的關係就不再作為界定階級屬性和社會地位的唯一標準了，而人們的職業結構及職業地位則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要素。因為社會分層及社會不平等的存在是有一個由市場需求決定社會財富分配的對其佔有必須具備相應資格或技術水平與教育水平的職業結構。也就是說，職業分層與收入結構和財富分配結構具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職業結構和職業地位既是社會階層地位的主要標誌，也是社會分層的主要標準，併為研究上海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中產階層的社會態度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方便。

上海中產階層的職業結構和職業地位與近代上海社會轉型密切相關，20～30年代上海職業構成的複雜化和專門化源自於經濟結構的新變化，第二產業發達，第三產業迅猛發展，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強化社會管理與社會組織的功能，由此帶動社會管理層及企業管理層、辦事人員、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職業階層的增多，這是社會經濟結構向現代化方向轉變中在勞動型別方面表現出的重要特徵。其產生與發展既是現代化的社會後果，又成為現代化的加速器。忻平，同前引書，第86～88頁。　因此，從職業結構來看，儘管新中產階層從事的職業各不相同，但都源自於上海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並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變化的潮流和趨向。其中商業從業人員是第三產業中人數最多的主項，以“四大公司”為主幹的現代商業成為上海商業的基本方向，帶動著全市各類商業不斷加深現代化程度。1935年作為社會生活管理層的“黨、政、軍”及其政府相關企業中的半腦力勞動的“辦事人員及有關人員”已達到了3％以上。科技、文化、教育、衛生、體育、藝術等非物質性部類的職業人口數量已大為增加，如果加上“學界”和工商業中的白領管理人員，已接近或大於5％。同上引書，第87～88頁。　職業結構重心的變化一方面擴充套件了職業範圍，打破了單一的職業結構，另一方面導致社會流動速度加快，勞動力的垂直流動及橫向流動，最佳化了社會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配置。由於職業的獲得主要依靠自致因素，而非代際傳遞，因此職業人口中的現代性成分大大增強。正如英格爾斯所言：“在發展中國家，更加現代的機構越多，這些機構分佈越廣泛，它們的人民中就有更多的人具有我們稱之為現代的特徵。”阿列克斯·英格爾斯、戴維·H�史密斯：《從傳統到現代人——六個發展中國家的個人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第434頁。只是新興職業的發展尚未取代大量傳統的職業，正處於新舊雜陳的嬗變階段，從而具有典型的社會轉型期特徵。

中產階層的職業地位源自職業結構的變化，它取決於社會分工之下市場的需求狀況、職業的社會功能及職業本身的知識技術含量，並透過收入或報酬的量化指標顯示出地位的高下之別。戴維斯認為，與職位相聯絡的報酬大小的決定因素是：（1）對社會的功能重要性；（2）合格人員的相對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