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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勞斯說：“生在政治社會里而宣告脫離政治，倘若不是天真無知，便是自欺欺人。”

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德國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勞斯兩人，都是大藝術家，一文一曲，都為人類的藝術星空增添了屬於自己的燦爛的一抹。猶太人身份的茨威格和他的著作使他遭到納粹的*，最後逃亡至巴西跳水自殺。然而他曾經的合作伙伴施特勞斯在納粹狂熱的歲月裡過得體面而安適，曾出任帝國音樂局總監一職，而這一職位是希特勒特別指示賜予的。一九三六年，他為柏林舉辦的奧運會創作《奧林匹克頌歌》，一九三八年又創作了歌劇《和平日》，獲得最高元首的嘉獎。最為藝術界不齒的是，在義大利指揮家托斯卡尼尼為抗議納粹的反猶行動，公開拒赴德國音樂節時，他接替了這個空缺的位置。為此，托斯卡尼尼驕傲地說：“在作曲家施特勞斯面前，我要脫帽；在作為一個人的施特勞斯面前，我得重新把帽子戴上。”

茨威格與施特勞斯曾共同完成了歌劇《沉默的女人》，一臺詞文字，一音樂譜曲。他們兩個有一點是共通的：對藝術的忠實。施特勞斯既是大藝術家，同時也是小市民；作為藝術家，既是世界主義者，同時也是民族主義者。一戰期間，他在日記中寫道：“戰爭，勝利！德國萬歲！他們不可能讓我們退卻！”在《沒有影子的女人》的縮編譜裡，他一樣寫道：“我們偉大的德意志祖國萬歲！”也許，他對納粹的政策未必全部認同，但是這種德意志式的偏執的“愛國主義”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不無相通之處。他的許多迎合納粹當局的行為，也可能出於世俗的動機。因為除了獲取榮耀，對他來說，還存在著一個如何獲得當局“全方位的保護”以擺脫危險的問題。他的兒媳以及先後幾個合作者都是猶太人。對於專制統治，他也表達自己的不滿：“可悲呵！像我這樣檔次的藝術家也得向部長小兒請示什麼可以譜曲，什麼可以演出。我也屬於僕人和侍者的國家。”他還有過地下寫作的打算，多次動員茨威格秘密合作，說：“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我現在沒有創作什麼，我沒有臺詞文字。’幾年後，當這些作品都完成後，這世界也許是另一副模樣了。”然而，未來是一個畫餅。施特勞斯既要嘗現世的甜頭，就不能不割捨堅持真理的任何可能性，以致隨時隨地利用政治。利用政治的結果，只能為政治所利用。茨威格最後婉拒了他的要求。“他那種公開投靠的行動，對當時的納粹分子來說是舉足輕重的。”在*《昨天的世界》中，茨威格如此評論道：“在那樣一個難堪的時刻，這位德國最有名氣的音樂家竟公開倒向他們一邊，從粉飾現實的意義上說，這給戈培爾和希特勒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好處。”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前世出家今在家（4）

從施特勞斯的作為我們看周作人也許更清楚些，人的崇高和卑俗是那麼緊密。

二

周作人從抗戰一開始，就顯得好像戰爭與他無關。他不像北平的那些同事和朋友，急急南下避難，而是定力超人，一如既往地坐在“苦雨齋”，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兩三人共飲，把“七七事變”當成人間塵夢。

“盧溝橋事變”戰火初起時，朋友們苦勸周作人隨眾教授南下，他以家中老小眾多，登程不便為由，滯留於北平。當社會的逼迫實在不能再置之不理時，才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說：“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這話說得硬氣，好像隱士成了在北海牧羊的羊倌了。恐怕那吃雪和草根的苦，知堂先生是消受不了的，但他卻偏以“苦”自命，先是“苦雨齋”，繼而做“苦茶庵”，後來又改做“苦住庵”。如果周作人這樣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