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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文館、崇文館、國子學等等都是官學，但政府對這些官學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嚴，而政府控制一嚴又必然導致繁瑣哲學和形式主義成風，教育多半成了科舉制度的附庸，作為一項獨立事業的自身品格卻失落了。說是教育，卻著力於實利、著意於空名、著眼於官場，這便是中國曆代官學的通病，也是無數有關重視教育的慷慨表態最終都落實得不是地方的原因。當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較高的官員企圖從根本上另闢蹊徑，但他們官職再大也擺脫不了體制性的重重製約，阻擋不了官場巴社會對於教育的直接索討，最終只能徒呼奈何。那麼，乾脆辦一點不受官府嚴格控制的私學吧，但私學畢竟太瑣小、太分散，匯聚不了多少海內名師，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離開了這兩方面的足夠人數，教育就會失去一種至關重要的莊嚴氛圍，就像宗教失去了儀式，比賽失去了場面，做不出多少事情來。

正是面對這種兩難，一群傑出的教育家先後找到了兩難之間的一塊空間。有沒有可能讓幾位名家牽頭，避開鬧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創辦一些『民辦官助”的書院呢？書院辦在山上，包含著學術文化的傳遞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種獨立精神和超逸情懷；但又必須是名山，使這些書院顯示出自身的重要性，與風水相接，與名師相稱，在超逸之中追求著社會的知名度和號召力。立足於民辦，使書院的主體意志不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據文人學士的文化邏輯來建立，教育與學術能夠保持足夠的自由度；但又必須獲得官府援助，因為沒有官府援助麻煩事甚多，要長久而大規模地辦成一種文化教育事業是無法想象的。當然獲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價，甚至也要接受某種控制，這就需要兩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書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級官員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發出來，讓他們以文化人的身份來參與書院的事業，又憑藉著權力給予實質性的幫助。這種情景，後來果然頻頻地出現了。

由此可見，書院的出現實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構想者反覆思考、精心設計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種清風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體符合中國國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與歷史上大量不切實際的文化空想和終於流於世俗的短期行為都不一樣，實在可說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讓人讚歎不已的創舉。中國名山間出現過的書院很多，延續狀態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嶽麓書院和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嶽麓書院的教學體制在今天看來還是相當合理的。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正恰與書院所在的環境相對應，但據我看來，這個稱呼還包含著對朝廷級別的不在意，顯現著幽默和自在，儘管事實上山長是在道德學問、管理能力、社會背景、朝野聲望等方面都非常傑出的人物。他們只想好生管住一座書院，以及滿山的春花秋葉、夏風冬月，管住一個獨立的世界。名以山長，自謙中透著自傲。山長薪俸不低，生活優裕，我最近一次去嶽麓書院還專門在歷代山長居住的百泉軒流連良久，那麼清麗優雅的住所，實在令人神往。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採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它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它時間以自學為主，自學中有什麼問題隨時可向教師諮詢，或學生間互相討論。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程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查。課程內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即小學）為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可以想象，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薰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內懮十分深重的１８４０年，馮桂芬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