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命內侍將萬勝門城門尉抬到朱雀門下,親自慰問了城門尉,向他表示了歉意,更將韓國長公主的這二十戶食邑,作為湯藥費賠償給了城門尉。

隨後下令在萬勝門右,單獨開了一個小門,給慈佑皇太后做出城遊玩的專門通道。

而翹著斷腿在萬勝門繼續值守的城門尉,則成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而同時,東京開封府開封縣的縣尉建言,東京七門巡檢使與開封府赤縣陳留縣與開封縣兩縣縣尉的職責混同,責權不清等事。

張鉊也立刻做出反應,命樞密院與吏部、戶部研判之後,將城內民事和治安還給了開封、陳留兩縣。

而七門巡檢使也被分為了內城巡檢使、東城巡檢使和西城巡檢使。

只負責兩縣無法管理的糾察勳臣、官員和豪商子弟不法,以及巡檢三城私藏甲胃、長兵器和弩箭等事情。

提出問題的開封縣縣尉,立刻被越級擢拔為了東京東城巡檢使。

同時張鉊規定朝廷中樞五品以上官員,每月沒有一次上書言事的,採取罰俸、降職乃至罷官等嚴格措施。

在小的方面張鉊就如此注意了,大的方面自然就更加重視。

在張鉊以自己累得回後宮去調戲一下大符都提不起興趣為代價,張周官場上的行政能力,終於被刺激了出來。

於是‘自作自受’的張聖人剛回京,就被奏疏給淹沒了。

沒辦法,他只能免除留守東京的陰正奇(陰鷂子)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和東京七門兵馬使之權。

然後任命陰正奇為持節江南都部署,率這次留守的親軍左龍驤衛三千人南下到襄陽府。

陰正奇(陰鷂子)的主要任務,就是負責統籌劉再升、馬昭遠(馬鷂子)兩位方面大員,先期準備擺平南平和馬楚的事情。

我張聖人則必須要在東京將事情搞完之後,才能繼續南下。

而眼前諸事中,目前最緊迫的事情,就是廢除前朝乃至從唐末一直延續的苛政,以及更深層次賦稅的問題。

事情的起因,還是張鉊在河東的廢除苛捐雜稅和丁口銀的事情引起的,河東百姓得了實惠,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想要。

其實這個時代,也確實來到了一箇中國古代稅賦制度大變動的時間節點。

中國古代的稅收制度,兩漢魏晉時期,是分為租和賦兩種,租是指土地稅,賦就是丁口銀了,此外百姓還必須要服徭役和兵役。

南北朝到隋唐,因為府兵制的興起,戰鬥不需要在大量徵召農民兵,於是賦稅制度變成了租庸調製度。

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結合起來看,還是土地稅加丁口銀再加徭役等。

當然,這只是粗淺的理解,裡面的道道還多得很。

而租庸調製度,到了唐高宗後期,府兵制逐漸分崩後,就開始變得徵收困難。

這玩意是以人丁為基數的,很強調人身控制和政府對兼併土地的抑制能力。

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併,失地百姓大量逃往,租庸調就收不起來,然後就會被平攤給還能勉強維持的鄉鄰身上,最後導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來躲避。

所以到了天寶年間,以田畝徵收稅收的戶稅,就開始重要起來。

但了中晚唐,戶稅也不行了,國家財源枯竭,於是最終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兩稅法正式出臺。

所謂兩稅,就是在每年分夏秋兩次徵稅,夏稅在六月收完,秋稅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動,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調,變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別徵稅。

這從國家的稅收層面來說,無疑是一次巨大的進步。

它避免了租庸調時期大戶們輕